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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国当下”的想象
在对“乡土中国”的想象中，学者们误以为费孝通描述的“乡土中国”就是真实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在经验层面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误解。而在概念层面，不少学者又死死地抱守着“乡土中国”中建构的诸多概念，用碎片化的当前中国社会经验为这些概念做注释。谁也无法否认费孝通的学术敏感和学术想象力，他通过短短的14篇随笔，不仅为中国乡村社会描绘一幅丰满、生动、立体的图像，还建立了一套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体系，比如“乡土性”、“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与法制”、“横暴权力与教化权力”，“名与实”等等。“乡土中国”中的这套概念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耳熟能详”的概念，它们也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最基本概念。这既说明费孝通的学术生命力，也说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止步不前的状况，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前学术界对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没有达到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学术深度，更没有产生如《乡土中国》一样的影响力”[⑧]。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是“中国当下”的经验，而研究最直接的目的也是为了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与其变化的逻辑。部分研究者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将碎片化的中国社会经验用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包装一下，走上了“与西方接轨”的道路。这类研究不能说毫无意义，但用中国经验证实或者证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显然是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对待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经验上，近年来不少学者越来越具有反思精神，意识到不能将中国经验变成西方理论的注脚。然而，在对待“乡土中国”时，不少学者却又缺乏足够的反思精神。不少学者直接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用于对“中国当下”的解读，将关于“中国当下”的经验变成这些概念的注脚。其结果是，无论当下的经验是证实还是推翻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都是无法跳出“乡土中国”的逻辑的。
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尝试与费孝通进行“对话”，“乡土中国”成为了一种研究假设。这些研究在概念层面仍然是以“乡土中国”为起点的，通过经验考察来反思“乡土中国”，并最终提出一些概念。这类研究对于反思费孝通建构的一套概念框架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决定了，通过反思的“否定之否定”，最终还是回到“乡土中国”的逻辑之中。也就是说，这种研究无能做的多么精致，最终提出的概念只能是对“乡土中国”进行修修补补，而不能进行“范式”转换，这样的研究不能促使中国社会科学“质的飞跃”。
在“对话”式的研究中，“乡土中国”中的概念体系有可能成为“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将活生生“当下中国”变成“乡土中国”。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缺乏对现实足够的敏感，依然是将“乡土中国”作为灵感之源，而“乡土中国”就以理论与概念的形式，变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他者”，即通过“差序格局”等概念来反思“中国当下”。因此，中国现实社会就变成了被“乡土中国”所切割的中国。
（三）回归现实
无论是对“乡土中国”想象，还是对“中国当下”的想象，根源都是对中国现实的迷失。中国现实既包括传统中国社会现实，也包括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点。首先，这需要自觉地意识到，传统中国社会不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或者说“乡土中国”只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面向。任何人都不可能将社会的原始面貌呈现出来，那么从不同的层面描述历史与社会就是合理的。因此，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不能满足于“乡土中国”，也不能将其作为牢不可破的研究基点。另一方面，费孝通所建立的概念体系也不是唯一的理解中国社会特性的体系，正如他自己所言“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⑨]。想要描绘出一个更加丰满，偏差更小的关于中国社会图景的话，就必须将影响中国社会的不同因素挖掘出来，再从具体社会现象中提炼出更多的概念。
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只有一个，即回到现实本身。将“乡土中国”作为真实的、唯一的历史，是对历史现实的误解，而由“他者”反照出来的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是被歪曲的。将“乡土中国”当做理论的起点，是在理论层面将“乡土中国”变成“他者”，作为“自我”的中国社会现实也是无法被完全呈现出来的。因此，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的起点必须是现实本身。将现实作为起点的话，“乡土中国”就从研究的起点变成了思考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乡土中国”既不是考察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起点，也不是理论灵感的最终来源，“乡土中国”服从于当下中国研究，而非当下的中国研究服从于“乡土中国”。以现实为起点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现实是作为整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既要避免在获取碎片化的经验之后，就立刻进入理论“对话”，也要避免基于片面的经验就立刻进行“宏大叙事”，过早地进行理论抽象。其次，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中国现实社会发生了什么，事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抽象社会理论的建构要服从于这一目的，而用中国的经验来证实或者证伪西方理论，既不构成研究的手段，也不构成研究的目的。再次，基于经验的实证研究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实证研究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考，研究的结论与理论建构要随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变化发展中的“中国当下”社会，这类研究一定要保持它的开放性，学者之间要相互批评、对话，从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
三、如何对待费孝通的学术“遗产”
笔者觉得费孝通先生留下了三大学术“遗产”，即具体理论层面的学术资源、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探索以及费孝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学术精神。这三个方面的学术“遗产”对于当前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我们要分别对待。
（一）对于理论资源要吸收与批评并举
前面论述了“乡土中国”如何变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他者”，在这种研究中，学者们没有正确地对待费孝通的理论“遗产”。费孝通研究的是半过多世界之前的“乡土中国”，他总结了当时基层社会的特质，并建立理论框架。而经历了半过多世纪的变迁，当前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特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已经不完全适合于当前的中国。当“乡土中国”构成某些书斋里学者的想象对象时，关于“中国当下”的碎片化经验就会被比附于“乡土中国”，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概念难以成为对当前社会现象的有效解释。
费孝通有足够的学术敏感性，能够很简洁地描绘出一副生动的“乡土中国”图景，但“乡土中国”不应该构成对基层社会特质讨论的“终结”。无论费孝通提出的概念多么具有解释力，当前的学者都有责任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这既是学术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当前社会变化发展提出的要求。在这种学术处境与学术关怀下，费孝通的理论资源既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也可以被吸收，还可以被批评。尽管费孝通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谁也不会承认他就终结了学术研究。所以，当前的学者可以借鉴性地肯定费孝通的理论资源，从那里获得学术灵感，也可以反思费孝通的理论，通过批评来获得学术灵感，提出更有力的概念。但所有这些都服从于对社会现实的研究，也就是说无论是肯定、借鉴、吸收费孝通的理论资源，还是批评反思他的理论资源，都是站在关于“中国当下”的经验整体的基础上，站在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上的。以此为基础再来看待费孝通的理论资源时，就会具有主体性，就不会将“乡土中国”变成“他者”，就不会迷失在费孝通建立的理论体系里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费孝通的理论“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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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2010-10-18 18:28:3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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