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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胡鸿保、周星、刘援朝和陈丁昆四位学者在不同时期对云南元江县作过实地调查，有很多感受，这篇文章以对话的形式，反映了他们的这种感受。他们认为，在田野调查中，必须注重研究的方法，问卷法就是很重要的一种，但问卷必须和社区观察与深入访谈结合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为问卷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和解释，可以更高层次地看问题；在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的今天，民族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族际间的文化和资源共享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所以，田野调查不仅可以民族为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地域为研究对象，元江经济发展的模式便是最好的说明，人类学应该走应用发展的路子；在元江县少数民族的族际社会里汉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促进着元江民族经济的发展，尽管如此，如果忽视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也会促使这些语言的泯灭，导致宝贵的传统文化丧失。如此等等，感受颇深，给人启迪很多。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今天我们与元江有缘的几位民族学同行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聚会，还有另外两位哈尼族学者参加，主要是谈大家对元江田野工作的体会和对元江发展的感受，希望借此来促进社会各界对元江社区发展的关注。在北大这个让学人敬畏的场所，周星副所长“反主为客”推我来当主持人，只能说是因为我年纪稍长的缘故吧？就请大家不拘一格谈谈自己的田野经历和感想。
周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不是年长的缘故，而是你老胡在元江做研究比我们都早。你的博士论文对我们后来去作调查是很有启发的。我在自己的调查研究报告中有好几处引了你的材料。你对插队住过的绿园傣村的个案描述很有意思，论文中提到元江作为一个文化接触地带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已然引起我们的重视。
胡鸿保：当时我只是想，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比较容易把握，直觉可能会自然地引导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元江不是哪个民族占绝对优势的地方，它如果能够称得上某种典型的话，那就是几个民族杂居共处、互相影响，也就是后来费孝通先生一语点穿的那个所谓“多元一体”。我着重于元江的整体性而不专门去论述傣族或别的单一民族，这种感觉主要是插队生活几年在民族方面的意外经验收获，不完全是上民族学院和中山大学以后再去做田野工作的结果。
周星：不过，我在元江做田野调查的时间比较短，方法上与老胡的也稍有不同。我们调查的原由是这样的：
1994年夏天，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一个调查小组，在云南省元江县澧江镇和因远镇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入户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调查。这次调查是费孝通主持的国家“八五”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形成与发展”研究的组成部分。选择元江作调查地，是听取了云南省社会学会负责人之一、已故朱赤平先生的建议。朱先生于1993年曾使用我所设计的问卷，在元江基层社区发放并回收过数百份问卷。
我们的问卷是在调查基础上，考虑到全国范围内不同地方的适用性，因此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提出了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户访问卷主要涉及户主的家庭结构，收入、消费与生计，居住与社会交往，宗教、语言与族际通婚，邻里与朋友等；户访问卷必须进入研究对象的家里，在与户主及家人的对话、讨论过程中如实填写。社区问卷主要涉及社区基本状况与社区史、社区组织形式与社区基本活动、民族构成与民族意识、居住格局与社会交往，语文使用、亲属网络、集市贸易、风俗习惯、重大社会变迁及国家政策等，主要通过对若干社区负责人的深度访谈来完成。
胡鸿保：问卷法是社会学家用得多一些，优点是便于量化；而民族学人类学家似乎偏好个案研究和局内（参与）观察，你这个人类学背景出身的博士使用问卷总还有些特别的考虑吧？
周星：我一向主张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元江调查，根据这个原则，也是既要入户填写问卷，又要有细致的社区观察和深入访谈，我的体会是实际调查中这两种方法未必能也未必需要区别的泾渭分明。首先，调查工作的明确目标，是在较短时间内从既定社区回收足够数量的为整个研究计划所需要的有效问卷。我们没有采取培训调查员、委托社区干部或邮递问卷然后坐等回收的方式，而是坚持由研究者亲自入户填写问卷，因为我们同时把入户填写问卷看作是社区观察和深入访谈的重要途径和机会。我们的进度较慢，除大家都还不大熟练填写问卷的工作方式外，总是能够在相对简单的问卷之外发现和找到与户主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则是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通过在社区内的实地观察和多人次的深度访谈，为未来基于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和解释。进入农户家中，使我们感兴趣的话题通常总是超出了问卷设定的范围。由于不同家庭的实际状况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应该被统一的问卷所束缚，超出问卷的话题，虽然会占很多时间，但它们并不与问卷调查的目标相背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再次，除亲身调查的资料，我们还必须兼顾文献研究，重视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数据和资料，以使最终的研究成果不仅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当地实际，而且应在有关课题的研究上有所进展、有所创新、有所积累，或者还能接近于达成可与当地社区的人们以及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对话，从而实现研究服务于民众和知识回馈于社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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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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