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须赘言,上述两种说法都不是历史事实本身。然而,有关这两种说法的神话和传说却是“形象化的历史”。这两种说法交互并存,看似自相矛盾,实质上却是形象化地反映了一个文化创造的过程。文化创造包括文化发明和文化更新。竹楼自创说反映的是文化发明;竹楼借取说反映的是文化更新。
在采集渔猎时代,云南少数民族先民逐水草野兽而食,迁徙异常频繁,加之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因而他们往往只能穴居或筑巢搭棚而居,过着“野食充饥天当房”的生活。这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中可资印证。雍正《云南通志》卷24载:“俅人(独龙族)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道光《云南通志》卷185引《清职贡图》载:“俅人……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腾冲司》说:“哈刺蛮者(佤族),……巢居山中,刀耕火种,多旱谷。”《百夷传》又载佤族“巢居山林,无衣服,不识农业,惟食草木禽兽,善骑射。”瑶族最先亦为穴居。传说中的盘瓠,被平王赐女招为婿之后,“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8)金平县苦聪人解放前仍有以石洞为屋者。(9)考古工作者也曾在维西县发现了原始先民居住的天然洞穴。(10)
原始农业文明出现后,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有一个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较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原始先民需要定居于某个特定的地区。定居时间随农作物在同一地区的连续性栽培年份的延长而延长。这样,穴居或筑巢搭棚而居已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于是,人们在生存需求的驱使下开始了建造较为坚固的、严格意义上的房屋的漫漫历程。
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的各种文化发明中,房屋是难度较大的一种。它需要人们掌握各种建筑材料的性能、必备的构造学和物理学知识以及较高水平的综合思维能力。
傣、景颇、拉祜等生活于丛竹密林中的少数民族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对竹类植物的性能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从模仿自然界中植物、动物的习性和动作获得各种零星的、孤立的建房灵感。当人们的综合思维能力发展到相当程度时,人类终于通过“偶然性并置”发明出房屋——竹楼。反观前述傣族、景颇族竹楼自创型的神话传说,是何等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文化发明过程!
要对发明竹楼的准确时间作界定是十分困难的,但考古发现却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沧源崖画中的房子有两种形式,多数是“干栏”式建筑,少数是构巢于树的“巢居”。(11)沧源崖画的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沧源崖画是距今3000多年的遗物。另一种意见来自国外学者,他们认为很难相信“在亚热带气候下这些画能保存二千年之久”。(12)汪宁生先生则推测,“崖画至少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甚至可以早到汉代”。(13)从崖画内容看,当时沧源地区的少数民族(汪宁生先生认为是佤族)狩猎仍占重要地位,农业已经开始。(14)因而可依照生产形态将竹楼的出现定在原始农业初期。沧源崖画中干栏式建筑居多但巢居仍有存留,正是刚由采集狩猎阶段步入农业阶段的民族(佤族)居住方式的具体写照。在剑川海门口,发现了公元前115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文化遗址,出土有二百多根密集的松木桩柱及残留的四根松木横梁。横梁一面较平整,另一面两端有榫槽,便于逗在桩柱顶上,上铺楼面,并在其上建房,是原始“干栏”式建筑的遗存。(15)在祥云大波那村发掘了一座木椁铜棺墓并出土一批随葬青铜器,大约是公元前400年战国时期的文物。(16)其中两个小铜房子均为干栏式,有人推断是景颇族干栏建筑的原始形式。(17)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国至西汉中期的青铜器中,有一件干栏式小铜房,楼面离地约和人等高,周围有平台及栏杆,其上住人,其下圈畜。(18)从上述发现中,我们似可从考古学意义上作另一种推断:干栏式竹楼发端于新石器时代而完型于青铜时代。
早期的竹楼定然是相对简陋和不尽人意的。这就需要文化更新。文化更新除了依靠自身力量外,更多的是在文化借取中完成,因为文化借取是文化更新的主要因素。云南发明竹楼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日趋频繁的文化交往中,借取了更为先进的建筑技术和样式,并与固有的建筑相融汇,形成总体样式趋同而又各具风格的各种竹楼。竹楼借取型的有关传说似乎便反映了这一过程。
总之,云南少数民族竹楼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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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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