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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3日至14日，由山东大学、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作为中国民俗学学术研究的高层交流，本次研讨会吸引了海内外学者同仁的广泛关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教授、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方宏建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陈勤建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铁梁教授、山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刘德龙教授，以及来自德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内外学者60余人参加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汇聚了对近现代社会变迁中的民俗学理论及民俗事象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围绕近现代社会与民俗变迁、民俗学理论与历史、民俗学事象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交流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近现代社会与民俗变迁。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俗相应会发生变迁。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不断赋予民俗研究新的内容及形式，民俗变迁应彰显社会进步的特征，表达时代的价值诉求。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卡舒巴教授（Wolfgang Kaschuba）在大会所作主旨报告《当代民俗学研究的欧洲视角》中，重点阐述了多元文化之间由杂糅并置转向相互借鉴的现象，为当代中国民俗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丁德超博士以河南百泉庙会为个案研究，深入研究了近代百泉庙会的会期安排、组织结构、会费来源、市场布局、交易方式等方面，重点论述了近代庙会市场对华北乡村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杨利慧教授通过对四个汉族社区的民族志田野考察与理论总结，注重把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的长处和表演理论注所重的“情境性语境”及具体表演时刻的视角结合起来，把静态的文本阐释与动态的交流和表演过程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论证阐释了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与意义、传承与变迁、讲述场合与传播方式、指出了中国神话研究存在的一些明显局限，科学总结出综合研究法是深入开展中国神话研究的重要方法。西安工业大学邰科祥教授从丧歌的仪式之变、文辞演变、形式复变，深入阐述了从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丧歌也相应发生变化。拯救日益沦丧的孝道、对抗泛滥的享乐潮流、强化移民的祖先记忆等三大因素推动了丧歌的蛾变。西安石油大学赵喜军选取抗战时期的陕西，指出在抗战时期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陕西农民教育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传统宗法思想日渐淡化、民族国家观念得到激发增强、社会风俗中文明因子逐步增多，陕西农民文明理念的嬗变力度和深度均超以往，这种嬗变推动了陕西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白蔚副教授通过总结近现代中国女性束胸、天乳到文胸的民俗变化，认为这不仅是女性服饰的变化，更是社会审美时尚与女性身体观念的变革。而在这一身体变革的背后，是男性主体急欲强种保国的国族主义的现代性精神投射，贯穿着家国叙事的宏大话语，同时也是中国人在器物与制度现代化之外的身体现代化的积极尝试，成为中国现代性精神变迁的一个民俗象征。北京师范大学郭俊红博士通过认真对比20世纪初研究与改写状态下的牛郎织女，认为有着两千多年的牛郎织女由于缺乏表现当时社会现实的内容，未能引起学者的足够关注与充分研究，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文人学者借助戏剧、小说等体裁形式对牛郎织女传说的内容、主题进行重新改写，表达出时代诉求。
二、民俗学理论与发展历史。与会学者认为，民俗学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交叉融汇的学科，有关民俗学的系统理论尚未完全形成，由于传统文化差异、政治环境迥异，中国、日本与西方国家在民俗学理论及发展历史阶段上明显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有待海内外学者的整合总结。新加坡国立大学杜博思副教授（Thomas DuBois）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日本的本土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存在性探索的过程，民俗学的新趋势是重新发现现代国家的身份（有时是问题）的过程，结构功能论的吸引力恰恰是它从历史或者文化的细节中产生一副社会的有机图景的能力。杜博思副教授指出走向帝国的意识形态边疆的进程改变了日本学者看待地方风俗的方式，这一进程鼓励日本学者比其在本土时更加富有创造性和更有跨学科性，调试其受国家条件限制的研究假说以适应一个新的帝国的框架，大间知笃等日本学者让满洲的风俗与国家身份的图景融为一体，其满洲的身份则成为将由他们来创造的东西。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王晓葵博士通过从记忆的角度分析民间传承，认为民俗学的最本质性的存在就是记忆，记忆论与民俗学在本质上有共同接点，打通民俗学与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界限，可以为民俗学开拓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彭牧副教授以自己田野经历中对现代记录技术的反思为切入点，认为现代机器和技术取代了手工制作与技艺，印刷术普及了书面文字，这使传统生活方式在冲击中成为留恋与怀旧的对象，成为现代性的他者，催生了民俗学学科的诞生，另一方面，现代录音、照相、录像技术克服了视觉和听觉的瞬间性，使稍纵即逝的声音和场景得以固定化为可捕捉之物，成为反思的对象，使民俗学研究得以深入展开。武汉大学蔡磊博士通过认真梳理“劳作模式”概念产生的理论和实践背景，解读“劳作模式”在物质民俗研究和当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中的意义。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探讨了16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关于个人本真性的论述，西方思想家为此提出许多深刻的洞见，塑造了一个个思考人的本真存在的痛苦而真实的形象。南京大学程天舒博士通过比较周作人与江绍原的礼俗研究，认为周作人始终从思想角度出发，借由人类学与民俗学提供的知识，对民俗事象进行事象层面的剖析，期冀经由常识的建构梳理健全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达到艺术之生活的目标。江绍原则将清理“本来的礼”作为此项工作的第一步，并逐步从古礼研究偏向民俗研究，关注民间的迷信活动，其研究工作也朝着专门的民俗学方向发展。广西民族大学陈金文教授认为中国民俗学应该重视文献民俗学或历史民俗学的研究，应该把民俗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乡村，应该凸显民俗研究的地方色彩，摸索出符合我国多民族国情的特色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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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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