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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重构性。
民族文化不是孤立地存在，是在与族群间的交流、互动中以动态平衡的方式延续发展的。在现代社会“原生态”的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文化早已不复存在。湘西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苗族、土家族占三分之二以上。正如藏族人不是人人都会唱歌、每天都在跳锅庄舞一样，真实生活中的湘西土家族、苗族人并非像主流媒体宣传和内地大城市人所想象的那样能歌善舞，随时随地在开心地唱山歌、跳摆手舞。可以说在他们的常态生活中，摆手舞早就消失，即使在宗教仪式中也很少跳。在乡村旅游的推动下，湘西民族文化经过文化重构后成了唱山歌、打苗鼓、耍绝技的固定模式。重构后的湘西民族文化尽管不能反映民族成员的常态生活，却满足了游客追求“原真性”、“原生态”的视觉需求与心理需求。曾经是族际冲突与隔断交通的湘西苗疆边墙，现在则重构为中国的“南方长城”。“南方长城”尽管遭到很多人的非议，认为它是后人重构的。但它的重构“至少能告诉世人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存在：湘西的历史实际上是苗族与汉族斗争的历史，苗族经过无数次驱赶被迫由平地迁往城墙以外的山寨。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构使苗族在全球对话中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假如不重构出来人们就会淡忘这一段历史，更重要的还意味着苗族对平等身份的放弃、对话语权的放弃。”［8］
在德夯苗寨，很多社区成员拥有一些独特的民间技艺。这些民间技艺最初只是祭祀的工具，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型，逐渐成为娱乐的载体。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为吸引游客，一些民间技艺被推向了旅游市场，德夯苗族鼓舞就是运作得最成功的一项。苗族鼓舞最早的功能是祭祀，苗族经常以鼓社为单位，祭祀祖先蝴蝶妈妈。据说蝴蝶妈妈是从枫树里生出来的，其灵魂就藏于枫树之中，祭祖必敲击枫木以唤起祖先蝴蝶妈妈的灵魂。传说早期的鼓是用枫树做的，敲击枫树做的大鼓，响亮的声音能唤醒沉睡的祖先。在这里，鼓成为民间信仰的载体，鼓舞成了苗族祭祀文化的象征。
在游客心目中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苗族鼓舞因为鼓的声音、节奏具有听觉上的震撼力、鼓手的舞蹈动作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包含一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苗族鼓舞既有可观赏性，又有“神秘性”特色，再加上可供游客亲身体验、参与，鼓舞一直是德夯苗寨乡村旅游最受欢迎的内容，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
苗族鼓舞主要是女性表演的迎宾舞，为达到凸显民族特色、张扬神秘主题的目的，在德夯苗寨的乡村旅游中，苗族鼓舞由女性为主的迎宾花鼓舞被重构为男性为主的猴儿鼓舞。猴儿鼓舞的基本动作是模仿猴子的神态、动作，并揉进鼓点中。1956年德夯苗寨的猴儿鼓舞进京表演，受到了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石成业被封为第一代“猴儿鼓王”。在2005年的德夯•中国鼓文化节中，德夯苗寨猴儿鼓的雄浑响亮，气势磅礴再一次震撼了国人，推出了第二代鼓王彭英生。重构以后的苗族鼓舞猴儿鼓是以男性表演为主，将传统的迎宾鼓舞加以改造，把传统的苗家武术、拳术动作融入鼓舞中。因糅合苗族拳术“八合拳”部分招式而得名的八合鼓是其中的代表作，除此之外还有 “撼山鼓”、“尤裔鼓”、“湘拳鼓”、“八卦鼓”等猴儿鼓相继诞生。重构以后的德夯苗寨猴儿鼓与其他民间技艺一起，共同组成湘西神秘文化并成为德夯乡村旅游的品牌形象。
五、结论与讨论
在人们以前的印象中，代表苗族神秘文化的类似“上刀梯”、“下油锅”之类的民间技艺，属于社区成员内部秘而不宣、不愿被他者知晓或轻易不会展示的内容，它们很有可能在失去了一定的社会空间之后或自生自灭或逐渐走向式微。但在乡村旅游的背景下，苗族的民间技艺越来越世俗化、简单化以至走向舞台展演化。苗族“上刀梯”、“下油锅”等技艺已不是巫傩文化的渡关仪式，现在作为一门职业，成为向游客作展演的一种谋生方式，娱神性质已经大大减少，几乎不再带有宗教色彩，尽管在表演时仍然沿用了“鸣锣开道”、“请法师”的仪式。“倒是这些神秘文化的‘神秘性’因其独特而更易成为旅游文化市场上的卖点（旅游吸引物），它们同样也有可能在旅游场域的文化展演中出现，也同样有可能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被变形、重构，被再发现和再定义。”［9］就是说，在乡村旅游中，民间技艺是一个从“惧感”到“神秘感”到文化重构的再生产过程，这些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群体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得到肯定和新的评价，从而刺激社区成员展演自己文化的兴趣，激发社区成员进行文化重构的热情。当然这些由民族精英通过文化重构、舞台展演后的民间技艺能否得到广大社区成员的认可，这是值得以后深入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聚梅．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证研究：推拉理论的应用与实践［D］．北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硕士论文，2007，18．
［2］彭兆荣．旅游与人类学［J］．思想战线，2008，4．
［3］赵玉燕．惧感、旅游与文化再生产：湘西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9．
［4］彭兆荣．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5，4．
［5］吴晓．民间艺术旅游展演文本的文化意义：基于湘西德夯苗寨的个案研究［J］．艺术探索，2009，2．
［6］马翀炜、张帆．想象的真实与真实的商品：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旅游［J］．思想战线，2004，4．
［7］黄辉．附魅反魅与仿魅：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J］吉首大学学报［J］．2008，2．
［8］明跃玲．文化重构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以湘西民族旅游文化为例［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1．
［9］见中国民俗学网，周星．赵玉燕著《惧感、旅游与文化再生产》序，2010－01－08．
作者简介：明跃玲（1963－）女，土家族，湖南花垣人，吉首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族群人类学、族群文化研究。湖南吉首，邮编：41600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旅游局科研项目《人类学语境中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实证研究：以湘西德夯苗寨为例》（10TAAG019）阶段性成果之一。
（原文刊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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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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