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三行书——苏轼《黄州寒食帖》
生态清明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节气，是在春分后的十五日，公历每年的4月5日前后，“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亮，故谓之清明。”
“清洁而明亮”，这应也是清明的含义之一。我国大部分地区到清明时节，就告别严冬，迎来生机勃发万物生长的春天，这是农耕的重要时机，也是生态良好的清明。
在天人和谐相应的宇宙观里，人们从自然万物的孕育生长，联系到人类族群生命的繁衍和个体人生的取向。“太和宇宙”是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上巳节古时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融入清明节后，反映了人们在蛰伏一冬后欲与大自然亲近、感受生命和谐的心理需求，也表现了在大自然生机勃发之际对生命化机的尊重、张扬生命活力的愿望。
清明节是在精神上沟通生与死，阳与阴的一个虚拟文化平台，人们一方面要祭奠亡人以通“阴间”，另方面也要迎春游乐以顺阳气。清明郊外上坟后顺便踏青，也就等于过了上巳节，这也是节哀自重转换心情的一种调节吧。于是从唐代开始，寒食、清明便日益与上巳融合在一起了。为了顺应清明时节阳气上升、万物萌动之理,人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迎春健身活动和插柳植树活动。
民间传说插柳的缘起是为介子推母子招魂。古人认为柳树得春气之先机,阳气最盛,“插柳”、“戴柳”可避疫驱邪,后来又发展出“插柳留春”的文化意蕴。很自然的，清明插柳之风发展为植树造林之举，民谚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
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很重视植树造林，把它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为纪念他，其忌日3月12日被定为植树节。其实，孙中山的意愿是将植树节放在清明节的，在他生前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么做的。按孙中山倡议，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颁布以清明节为植树节。
1984年北京市定的“全民义务植树日”即在清明节前后。定的时候清明尚无假日，所以放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从2008年起清明已有假日，很现成的可以把植树节、环保节落户在清明节，何乐而不为?当人们发现,在清明播下的希望种子,几度春秋后,郁郁葱葱的满目绿意弥漫过来时,会感到生命之树长青，那就是留住了春天,也留住了生命。
我们应当由“插柳留春”、“植树扩春”，发展为“环保护春”。清洁空气、节能减排、消除污染、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让我们的生态环境真正“清洁而明亮”。那时我们过的天天都是“清明”节。
设立中华重要人伦节日
死后厚祭不如生前敬养。中华文化重人伦情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政治化的国家伦理规范独尊，百姓日用伦常不被关注，甚至被冲击。进入新时期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两大领域建设，到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加上一个“家庭伦理道德”(后改称“家庭美德”)建设，到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又加上一个“个人品德”建设。至此已注意到道德的四大领域。与此相应，引导人们自觉履行的除“法定义务、社会责任”之外还有“家庭责任”，并说要“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至此可以说已注意到百姓日用伦常。而我们的传统美德本来就深深扎根于百姓日用伦常之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应当继承传统美德的这一优良传统，弥补过去几十年的缺失，下大力气建设百姓日用伦常规范。
在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中，人伦关系占有重要位置。先秦原始儒家讲的“五伦”，有的(如君臣)已不适于今，现代最重要的三大人伦关系应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我们现代的三大人伦关系应当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惠互动的、双向的人伦义务：亲慈子孝、夫妻情爱、师生恩义。人们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具有情感化的倾向，人们对人伦规范认同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感内化的过程，主要通过陶冶养成。
节日是人们祈愿的生活状态,具有丰富的理想因素和情感因素，具有提升精神的作用。节日是好载体，它有几大优势：首先是广泛性，群体性参与，覆盖面广;其次是周期性，每年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强调，入心至深;再次是欢娱性，寓理于乐，而且有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情动人。即使从文化普及和教育推广来说，节日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的人伦规范建设，怎么能不重视这么好的载体?怎么能不建立中华自己的重要人伦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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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1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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