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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各民族容易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相对独立的聚落区，因而南方少数民族聚族而居的特征较为明显。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加之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南方少数民族聚落区，南方少数民族如山越、俚、僚、蛮等族也不断出居平地，与汉族成犬牙交错居住的态势。如东吴征服散居于今苏南，皖南，浙、赣两省山区的山越后，将越人从深山险阻之间迁出至平地与汉族杂居并逐渐融合，总数约有10余万人。北魏孝文帝用兵襄樊、进军三关时，有8万余落蛮族跟随“大阳蛮”王桓天生北附北魏。此后，蛮族人民不断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北，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到隋唐之际基本上和汉族融合［17］。魏晋南北朝时期，僚族主要分布在梁、益二州；到北朝中期，他们或与蜀地汉人杂居，成为编户齐民；或流入深山，聚落自居。蜀地的僚人绝大多数先后融入当地汉族居民中，隋唐以后，仅在川黔交界的部分山区还有少数僚人居留的记载。这一时期，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大部分俚人也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西南地区则出现了著籍于南中郡县的汉族大户，如《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的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有“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的记载。可见汉族移民对西南边陲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
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800余年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先秦时期各民族聚族而居的状态逐渐被打破，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和分布重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公元2年到138年间，由于胡族大量内迁，原先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人口增长了2倍有余，黄河以北的西北地区人口却大大减少，从接近43万减少到略多于14万，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足3万①。由于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加之江南人口的自身滋长以及山险之地长期游离于朝廷户口控制之外的大量少数民族人口通过种种途径转为编户齐民，长江以南的人口从公元280年到464年期间增长超过5倍，南北方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相互接近［18］。民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流动使得各个地区的民族构成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初步成型。
三、隋唐至元朝时期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动中不断整固
隋唐至元朝期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统一大业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总体来讲，唐末安史之乱以前，我国北方地区主要是东北、北部和西北部的民族迁居塞内。其中东北地区的高丽人从南北朝晚期起就进入中原，到隋炀帝远征高丽时，有一部分高丽人内迁，至唐灭高丽国后内迁的高丽人数量就很可观了。《新唐书·高丽传》载：“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除高丽人外，东北地区还有契丹人、奚人、靺鞨人进入中原；北方草原地区主要是铁勒、突厥内迁，其中以突厥内迁者为众；西北地区则以回纥内迁为主。内迁胡族在中原地区主要与汉族杂居相处并逐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唐末安史之乱是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一个转折点，主要表现为中原汉人再度大批南迁，史书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9］这一时期，南迁汉族主要自华北平原和关中一带迁至淮南、江南、湖北、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最远的进入岭南一带。这次“长达一个半世纪遍及南方各地区的北人南迁，规模十分可观，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的南迁为广。”［20］这次汉族人口大迁移直接导致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率由6∶4倒转为4∶6，长江流域从此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人口分布重心［21］（P．8－9）。隋唐时期，岭南和西南夷地区一直都是蛮、僚、俚等族的聚落区，这一时期，进入四川、贵州、云南和两广等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口较魏晋时期更多，分布地域也更广。如南诏兴盛时期，是继汉、晋之后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大量吸纳内地汉族人口的高潮时期，数十万内地汉人先后落籍洱海、滇池等地，对云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进一步打破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聚居格局，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杂居的态势日渐明显。
五代十国及至两宋时期，随着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和西北地区的党项族纷纷建国并大举进入中原腹心地带，中原地区继魏晋之后再度出现各民族普遍的大杂居现象，民族分布格局再次发生较大改变。如契丹人随着辽国势力向南发展及对幽云十六州的长期统治而不断内迁，南宋时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到元代中叶被元政府视同于汉人，可见其与汉族长期杂居后已基本与汉族融合。再如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展，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与契丹、汉族混杂居住。同时，金又把俘获的大批汉人迁往东北，造成东北地区的民族杂居。至海陵末年，女真人口已经扩展到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地。到1207年，长城以南的女真人口约占金代女真人的47％［22］（P．197）。内迁女真人与汉族错杂而居，民族特征逐渐消失，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也完全融入汉族。此外，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后，北方地区大批衣冠士族再次渡河而南，迁至淮河流域、两浙路、两湖、闽赣、四川、两广等地，进一步改变了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格局。
元朝是我国第一个实现了全国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疆域辽阔，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族际交往非常频繁，非常有利于境内各民族大杂居格局的形成。元初时中国北方就出现了“诸民相杂”的局面，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回回、女真、契丹、河西、蛮子、高丽等“诸色人户”杂居于黄河以南、潼关以东至蕲县一带。当时各民族杂居的范围很广，从大城市到边疆地区，杂居态势都非常明显。作为统治中心的大都首先成为各民族汇聚的地方，元世祖时，大都已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居，“呈犬牙相制之状”；回回人户在大都有近3000户；来自新疆的畏兀儿等族也为数不少。其他城市各民族杂居的情况也较普遍，据《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除土著居民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以及北方汉人等“侨寓”人户，这些民族久居江南，基本上“与华人无异”。此外，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遍布全国则是情理中事，元政府“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另外在云南、湖广等边徼地区也有“蒙古军”、“畏兀儿军”、“回回军”、“探马赤军”等镇戍军队，为了镇守云南，估计约有10万以上的蒙古族人南迁定居在云南。元朝时汉族也以各种形式向四周迁移。如因战争需要奔赴边疆之地，成吉思汗南下攻金时，一次就将河北10余万户强迁至漠北土拉河上。元世祖非常重视边疆屯田，他不仅将大量汉军、新附军发往边区实行军事屯田，而且还注重民屯，“发湖湘富民万家屯田广西，以图交趾”。［22］（P． 201－203）在南方如湖广、云南及四川行省中，元朝则根据当地民族的聚居情况开始实行土司制度。这些举措都使元代边疆地区增加了很多汉人，这非常有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总之，从隋唐至元代，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在变化中不断加以整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和趋势更加凸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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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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