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文化范式的观点看来，“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可以被称为一种不充分的文化视角。尽管帕森斯的理论提出价值观的重要，却没有对价值观本身的性质给出解释；也没有用社会学想象去重构社会文本的代码与叙事”（Alexander，2003∶16），而是从外部观察行动，采用一种基于假定的功能需要去产生类型框架。帕森斯没有深描，文化只在抽象分析的意义上具有相对自主性。他在功能主义逻辑下强调，一旦行动者创造了系统化的价值标准和各类文化体系，它们就会“因制度化而进入社会体系，又经过内化融入人格体系，进而共同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模式”（Parsons，1951）。这就是说，文化具有自身的逻辑和空间，但这种逻辑与空间是文化、社会和人格体系在行动过程中共同作用的结果，帕森斯强调的是三个层面同时作用下的文化分析的相对自主性，这使得帕森斯理论在文化自主性问题上远不能够为强文化范式做出很大的贡献（参见Alexander，2003∶16）。

尽管功能主义流派有其不足，但其他视角似乎更倾向于鞭笞或冷漠文化。1960年代冷战进入白热化后，宏观社会学理论转向了一边倒的反文化的权力分析，对宏观历史过程感兴趣的思想家们即使偶尔提及意义，也都是通过社会情境来讨论意义。对于诸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这样的学者，以及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等后来的追随者，文化都是从自我本位的意识形态、集体过程以及网络视角，而不是从文本来被加以讨论的。同时，在这段时期内，对微观社会学代表人物布鲁默、戈夫曼、加芬克尔等作者来说，文化只构成外部环境，行动者根据这个外部环境做出一系列“可以解释的”或者可以产生好的“印象”的行动。

然而，当功能主义的文化视角渐渐退出美国社会学界时，在法国，主张社会文本的理论却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对索绪尔和雅客布森（R．　Jacobson）的结构语言学的创造性解读，同时受晚期涂尔干和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以及早期米歇尔·福柯等思想家坚持主张制度的文本性与人类行动的散乱性，为人文学科带来了一场革命。从强文化范式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切入角度仍然过于抽象；他们也普遍没有能够指出因果关系的机制。这些缺陷与帕森斯结构主义相类似，但在为建立文化自主性提供解释学理论方面他们建构了强文化范式得以形成的转折点。

三、弱文化范式的四股思潮

（一）伯明翰学派

以霍尔（Staut　Hall）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是弱文化范式的第一股思潮。该学派产生于1964年成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兴起的标志是霍尔、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普森（E．P．Tompson）等一批学者的著作问世。研究的学术传统体现在跨学科研究、文学艺术批评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亚文化研究和媒介文化研究五大方面（陆道夫，2003）。这些学术传统表面上说文化研究没有学科疆界，但在其反学科化的性格中其实明显透露着学科倾向，应该说，它是“文化的社会学”分析思路诞生的起点。

从若干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伯明翰学者的著述中我们发现，伯明翰学派的点睛之笔是将有关文化文本的思想与葛兰西提出的关于文化霸权如何维持社会关系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了完美的衔接。这种衔接使得一种“关于文化的社会学”分析思路诞生，即将文化形式与社会结构捆绑起来，并且把社会结构视为“霸权”或“反抗”的表现形式（Alexander，2003∶17）。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研究就认为工人阶级结构是通过阶级意识、集体经验借助“文化术语表现出来的”（Thompson，1963∶13－14），他的描述再现了工人阶级文化。保罗·威利斯（Willis，1977）关于工人阶级学生的民族志研究也重构过“小伙子们”的时代精神。而霍尔等（Hall　et　al．，1978）关于英国1970年代对抢劫的道德恐慌的经典研究《监管危机》，对加速威权崩溃的城市腐化和种族主义话语进行了成功的解码。通过这些方式，伯明翰学派重新创造了社会文本及其生动的意义，向“强文化范式”靠近了（Alexander，2003∶17）。但伯明翰学派最终没能成为“强文化范式”，原因是他们不认为文化具有独立的自主性格（Sherwood，et　al．，1994）。尽管他们的诸多理论尝试着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仍然没能摆脱弱文化范式在文化角色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比如“制造话语”、“置于情境中”之类的术语多少暗示着文化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常常又被还原为工具性原因，或还原成一些结构性因果关系。

没能抓住文化自主性这个关键问题，注定了伯明翰学派对文化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与行动之间联系机制的阐述是含糊不清的。如《监管危机》（Hall　et　al．，1978）一书讨论1960－1970年代第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就第二代移民成就的“多元文化”现象，乐观者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和谐共处。但霍尔取文化悲观态度，他在详尽描绘对抢劫和殴打的恐惧以及这种恐惧的符号性反应后主张，道德恐慌是与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及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消亡相联系的，其功能在于为隐含潜在革命倾向的街头政治提供合法性。再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尽管相对马克思强调外部的剥削产生阶级的观点来说，汤普森相信，是工人自己在历史文化的经验中建构了他们自己的群体或阶级，他们“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Thompson，1963∶1）。这一分析做出了重要的理论突破，具备着比经典功能主义更胜一筹的解释学能力，但汤普森又认为经验主要由人们出生时就进入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经验介乎生产关系和阶级意识之间、介乎客观和主观之间。解释上的模棱两可使得他俩的解释与帕森斯一样，倾向于文化现象无法离开社会结构的观点。

（二）皮埃尔·布迪厄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著作与伯明翰学派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仍未能走出“弱文化范式”的樊篱，成为这里所指称的第二股“弱文化”思潮。布迪厄在他最杰出的作品——比如对卡拜尔人房屋和法国农民舞蹈的描写——中（Bourdieu，1977）所显示的深度描写能力表明他具有与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学者不相上下的文化感悟，然而，他的研究仍然只能归入关于“文化的社会学”的弱文化范式，而不属于“文化社会学”的强范式（Alexander，2003∶18－19）。因为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中，文化起保证社会不平等的复制作用，而不是创造变革之可能性的作用（Alexander，1995；Hoonneth，1986；Sewell，1992）；用惯习表达的文化，更多是作为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它是工具箱而不是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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