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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周边民族对宋王朝国内市场的依赖并非简单的一种经济生活上的依赖，而且还是一种经济发展上的深层依赖。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就是铜钱这种特殊商品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流散。宋哲宗时，苏辙出使辽国，使还即上疏云：“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21）继辽而起的女真金国，其市场上流通的也是宋王朝的铜钱。宋孝宗时，出使金国的使臣范成大在出使途中即写道：“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于河（黄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22）此外，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间的走私贸易亦颇能说明这一点。宋哲宗时，宋廷封锁与辽国的贸易，一些商人不惜转道高丽前去辽国贸易。“据临海军状申……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舡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升等二十人及舡中行货，并是大辽国南铤银丝钱物，并有过海祈平安将入大辽国愿子二道。本司看详，显见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23）宋、金间的走私贸易更为发达。宋方禁卖茶入金国，但“茶于蒋州私渡”；禁卖牛入金国，“牛于郑庄私渡，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24）何以重禁而不能制止铜钱外流和走私贸易？当是因为这些地区已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宋王朝国内的市场体系之中。铜钱外流和走私贸易正是这种“卷入”的合乎规律的经济运动，它们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或问当宋之世，周边民族地区卷入宋王朝的市场体系会有如此高的程度吗？笔者认为，这种卷入程度是不可低估的。北方的辽、金、西夏政权莫不在很大程度上卷入宋王朝的市场体系。以西夏来说，宋人庞籍曾说：“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张宗道出使西夏，“迎者曰：二国之欢，有如鱼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国鱼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25）这些话，虽用了比喻的手法，但确实表明了这种依赖性和卷入程度。进一步来看，当时，市场的反应是非常灵敏的。据苏轼说，在西夏境内，平常绢、布的价格很低，而一旦宋王朝关闭互市，则物价立即暴涨，“民间尺布至钱数百”，“一绢之直八九千”，有时甚至高达“五十余千”。（26）如果双方经济联系没有达到较高程度，市场的反应绝不会这样灵敏。这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新变化、新现象。正是这种新变化、新现象，引起了宋代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三
对于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宋王朝的君臣显然注意到了，并认为可用于控制周边民族。但究竟如何用于对周边民族的控制，则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限于篇幅，这里主要围绕宋夏关系做一论述。
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周边民族对互市贸易依赖甚大，应该用禁绝互市的方式作为制裁周边民族的重要手段。持有此观点的人认为，一旦周边民族有不臣之意和发动战争，宋王朝应坚决断绝与这些民族的互市关系。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党项首领李继迁扰边，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即建议：“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请禁之，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官获其利，而戎益困，继迁可不战而屈。”（27）当时，西夏境内青白盐产量较大，是西夏输入中原王朝的重要商品，为西夏主要的经济支柱。郑文宝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主张禁止青白盐的互市，以达到使李继迁“不战而屈”的目的。这完全是一种经济战。宋真宗咸平（998－1003）中李继迁攻陷清远军，兵围灵州，宋王朝围绕对夏之策展开讨论，知镇戎军兼泾、源、仪、渭四州钤辖李继和上言：“又朝廷比禁青盐，甚为允惬。或闻议者欲开其禁。且盐之不入中土，困贼之良策也。今若谓粮食自蕃界来，虽禁盐不能困贼，此鬻盐行贿者之妄谈也。蕃粟不入贼境，而入于边廪，其利甚明。况汉地不食青盐，熟户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粮食也，至于兵甲皮杆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犹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军须。况蕃戎所赖，止在青盐，禁之则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诏为便。”（28）李继和的意见与郑文宝一样，主张禁青白盐互市而困西夏。包拯也主张以禁互市作为制裁西夏的手段，他说：“臣伏见西贼，再遣杨守素诣阙请命，而朝旨方议纳其诚款，此亦安民御边之长策也。风闻道路云，元昊欲岁纳青盐，贸易茶货，然未审虚实。缘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自用兵以来，沿边严行禁约者，乃困贼之一计尔。今若许以岁进数万石，必恐禁法渐弛，奸谋益炽，不唯侵夺解盐课利，亦虑浸成大弊，关防或未能制。若相行捉捕，则弃前恩而结后怨，此亦必然之势也。议者复欲令运于关东支用，或许客人裨贩，则又不免配率车乘，转成骚扰，固朝廷所宜慎重。此举如不获已，则不若于前来许赐帛缯茶货数，量与增加，亦可以弭亡厌之求。兼此剧贼，猖狂难保，沿边寨栅备御之具，亦不可少懈。”（29）
如果说郑文宝、李继和、包拯等人主要是针对青白盐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司马光等人则是就整个互市关系提出自己的主张。元祐元年（1086）二月，针对如何解决西夏问题，司马光上疏说：“臣愚于今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为什么要禁其私市？是因“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30）这样，只要“明敕边吏严禁私市”，那么，“俟其年岁之间，公私困弊，使自谋而来，礼必益恭，辞必益逊。然后朝廷责而赦之，许通私市，待之如初”，（31）从而达到边陲安宁。元祐二年（1087）八月甲戌和九月丁巳，苏辙与苏轼都详细分析过西夏对宋的经济依赖性，并主张以禁绝互市达到制服西夏的目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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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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