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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连天烽火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影响学人们致力学术的平静心态，以及健康的研究风气。1943年9月，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杨成志致函陶云逵，细陈中山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状况和研究条件，并极力邀请陶云逵移砚中山。杨在信中讲：“在弟意想中，若能得如吾兄者肯来敝所任教，将来人类学组更可得到伟大之发展，而且现在中大各学院有许多门人类科学课程，未审吾兄住久昆明想变换环境否？大概坪石生活程度比昆明便宜得多，每人必需生活费月约五百元，教授薪金照目前计算，月可得三千元左右，由昆来坪可由校补助旅费四千元，未审尊意如何？若本学期未能抽身时，由下学期起亦无妨，总望吾兄决意变换环境，其余当可商量的。”不过，陶云逵并未因此半途废弃南开的边疆研究工作。不见“利”思迁者，并非陶云逵一人。1944至1945年间，南开大学获得两个赴法国深造的名额，学校本意派黎国彬前往，但黎先生却想继续搞自己钟情的研究，表示割舍不下科研和教学，拒绝了这个很诱人的机会。黎先生在如此机遇面前，尚能泰然面对，心态平静，不放弃自己的学术志趣，确非今日一些学人所能比肩。再说到学人间的切磋交流，当年，费孝通和陶云逵二人同在呈贡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分属不同的学术派别，各有自家师承，研究方法和侧重的理论不尽相同，却在共处的四年中着实地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即便是后人考察二人的一段交谊，也能切身地感受到学人之间健康无邪的人际和学术关系。没有文人相轻之气，没有派性上的党同伐异，没有片面的诋毁贬低他人研究的语言，而是“表现出对其他学派的爱好，肯定其他学派的优点。这种学风对中国民族学更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10〕。在民族学研究上，陶云逵较为重视历史学的作用，他运用民族学理论来分析历史文化问题，从丰富的史料中搜求大量民族学材料，通常能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考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知灼见。他这种对纵向历史发展变化的考察和历史传统的研究，正好弥补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学“功能学派”的一些研究不足。陶云逵与另一位民族学学者吴定良讨论人类学问题时，也曾表示“虽学过体质人类学，奈因爱好改变，今后恐不能致力此道，前集材料，兄如需要当奉赠”，并建议吴“关于我国种族源流支派问题，体质与文化双方研究均极重要，吾人异轨同趋，希若干年后，对此问题能获较清楚之答案”〔11〕。吴定良对此见解也深以为是。当时学界中这种互求真知，不以己私而垄断学术资源，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相互攻讦的学术风气，曾令费孝通感慨不已。他在《逝者如斯》的后记中曾经写到：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2004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这一规定主要针对当下学术研究中层出不穷的“失范”行为，力求扭转学风。此项规定立意甚好，可是，反过来想想，学术研究本是学者个人行为，单凭一纸规范来约束学人，统一个人“表里”，似有可笑之处。如今的大学往往需要明星来装点门面，学者则需要“规范”来规定学术行为，真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民国时代，不是没有造假的学术，也不是没有平庸的学人，但是学人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繁杂的社会环境中，大都能恬淡自守，他们所表现出的职业操守尤令人钦佩。
原来总认为做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不像写小说，可以纵横驰骋，虚构、想象与现实结合，可以对素材任意加工和取舍，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便在于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而且学术研究对于圈子以外的人似乎没有多少趣味可言，可是，在看过邢公畹先生的小说《红河之月》后，却被其深深地吸引了。记得在编辑《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一书时就和责任编辑交换过看法，我们的共识就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这本书中的“冯文潜联大日记”最具价值，从思往怀人的角度欣赏，则觉得张怀瑾先生的“联大岁月拾零”和邢先生“红河之月”最为耐看。邢公畹先生把自己调查经历作为素材，写成极为吸引人的纪实体小说，行文看不到刻意雕琢之笔，而笔尖流淌出的却是他对西南各族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篇小说为后人勾画了一幅边疆社会人文风貌，描绘出当年西南各民族真实的生活状态。而在后人看来，这篇小说还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要保持长久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能忽视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1943年的“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大纲”中有一段文字很让人惊心，“滇省西南摆夷之语言与泰国及缅甸人之语言同属台语系，泰国当局藉此为口实，宣传种族一体之谬论”，同时，“石佛铁路自元江而南，即进入广大之摆夷区域，在在均须与此辈边胞发生接触。即其地今虽设流，但未改土，故土司势力仍强”。正因为如此，边疆人文研究室决定“对其语言作具体之调查，而明其究竟。一方面编译简明日用词汇手册，以备本路员工之实际应用；一方面将研究结果提供政府参考，以为设教施政之张本”〔12〕。开展研究学术进而为社会现实服务，比较同时期的民族学研究群体，可以发现各团体研究爱好不同，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进一步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道路也就不同。如前所讲，南开的边疆研究仍然走的是“熟悉中国，服务中国”的老路：重视历史，关注现实，服务社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北返复校，冯文潜、黎国彬、邢公畹北上，高华年、黎宗、赖才澄等人分别他就，“边疆人文”实已“星散”。然而，对于“边疆人文”，冯文潜先生的热度仍然不减，到解放后，还在南开园内举办过“边疆人文”的文物展览。可惜的是，这一丝努力也没有拯救回“边疆人文”的最终命运。1952年暑假后，南开大学取消学院建制，文学院内的中文、历史两系各自清点财物分家。从此，承载着南开边疆研究学术薪火的“边疆人文”资料没入历史的角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一书的主要策划人梁吉生教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求学南开，后留校任教，他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十分留心，曾在历史系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极为珍贵的“边疆人文”物品清单。如今，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老人们大都天人永隔，“边疆人文”的大部事迹也已不可考，这些都让人深为抱憾。事隔六十余年后，再睹“边疆人文”，竟然觉得那些留在草宣纸上的文字是如此的鲜活，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依然，不能不让人慨叹当年学人的执着为学，以及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远不如今，但他们的学术态度和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却是今天一些沽名钓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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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屋》200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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