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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村爱年画，也为年画的传承保护忧心不已。
战胜病痛，为年画保护多做些工作，是他耄耋之年最大的心愿。
（本文照片为本报记者 程伟光 摄）
氧气机上放一块木板当工作台，一边是年画图片，一边是工具书籍。当记者来到王树村的家时，他正坐在这个“工作台”前，一边吸氧，一边工作。
王树村虽然已驶入86岁的生命航程，且体弱患病，但对民间艺术热爱不减。他著作等身，收集了10000余件包括年画、刺绣、民间玩具等在内的传统民间艺术品。“要写的书太多了，再给我10年就好啦！”他感叹。
爱国情怀成为收藏原动力
王树村常说：“我与年画的缘分是一辈子的。”
中国传统年画有“南桃北柳”之说，而王树村就生长在“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天津杨柳青。他曾祖辈有一位裱画工，喜爱收藏民间年画。在这样的环境下，年幼的王树村得以在年画珍品中熏陶浸润。
然而，祥和的杨柳青随着卢沟桥事变而变了模样，王树村至今还清楚记得1937年的一天：天上下着滂沱大雨，道路泥泞，日本兵封锁了全镇，烧杀抢掠。他们还用年画旧版铺路，炮车从上面碾过。年画作坊积存多年的年画老版或被焚烧，或被运往伪满洲国和日本。
这让14岁的王树村激愤不已，他在作文中写道：“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做出一点救国的事，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他开始暗中为抢救年画奔走。
当时一些烧饼铺买进年画画版当柴烧，王树村就去求掌柜，请人家允许他用墨汁刷印墨稿。抗战胜利后，看到国民党军队用画版修筑碉堡、炮楼，他就和官兵诉说墨线画版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个读过些书的军官被他感动，允许他将其中较有价值的拿回家中收藏。
1948年，他投奔解放区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美术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王树村随华北大学进驻北京，在《美术》杂志做编辑。1960年，他调到中国民族美术研究所工作，他收藏的足迹开始走向全国。每到一地，他就直奔旧货市场，每遇心仪之物，总是倾其所有，从不吝惜。“收藏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王树村说。正是这样的态度，使他在历次“运动”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些现在被视为国宝的民间艺术品。
1990年后，一些外宾慕名前来，想以重金购买他的藏品。他毫不心动：“我保存这些作品是为了国家，不能卖。”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他调侃道：“他们拿着那么多张一样图案的钞票换我不重样的年画，那怎么行？”
然而，这句玩笑的背后又藏着多少辛酸故事———一辈子节衣缩食，1985年以前，没有穿过没补丁的衣服，连给人寄信也是将旧信封翻过来用。这种近乎苛刻的节俭让他在没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收集到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年画。
踏上艺林拓荒之路
日本投降后，日侨在天津抛售书画，其中有不少关于民间艺术的画刊。王树村看到这些书作者全是外国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外国人对中国民间艺术如此重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拿出像样的研究成果呢？”于是，王树村放弃了已经颇有造诣的绘画艺术，毅然走上了年画研究之路。
这并非易事：外国人撰写的研究书籍所引用的资料不是第一手的，并不可靠；而中国古代史籍中相关文字资料又少得可怜。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爬梳，为解决一个问题，经常挑灯夜战，耗费数天。
1959年，三部重要著作———《京剧版画》、《太平天国版画》、《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出版，其中《杨柳青年画资料集》一举在莱比锡国际书展上荣获银奖。
成功激励着王树村朝更深层面掘进。他开始关注更大范围的民间美术种类，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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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9年2月20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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