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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功能和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的社会心态作为社会认知和社会心理的混合体，对日常交往起着定位、定情、定向的作用。
所谓定位就是确定交往双方的位置，以决定交往的距离。这个位置包括对交往对象所属的民族位置的确定、对交往对象居住区域位置的确定、对交往对象的血亲关系、辈分性别等位置的确定，在确定位置后，分别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以不同的心态与之交往。在民族内部的交往中，多采取彼此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和宗教方式与之互动，心态具有全面开放的特点，与各类辈分和不同性别的同族交往，采用传统的敬老爱幼、男女有别的方式与之互动，心态也根据与之交往的对象的不同而作出适当调整，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与民族外部人员的交往则多所顾忌，戒律较多，以惯常待客的方式与之互动。
所谓定情就是在日常交往时的感情投入的程度。在同一个民族里交往，则心态里的喜爱快乐的感情居多，对长辈则心态里的尊敬的感情居多，对平辈则心态里的互换的感情居多，对晚辈则心态里的爱护和帮助的感情居多，与其他的民族共同体的人员交往，则心态里的客气的感情居多。
所谓定向指对日常交往的走向的确定。与同一个民族同族的交往，把交往的方向指向民族和宗教的内容而畅所欲言，进行较深度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沟通。不过，也分为不同层次。与长辈交往则注意保持交往的距离，与同辈交往则注意保持和发展彼此的情谊，与晚辈交往则注意身份，谨言慎行。与其他民族共同体人员交往则以礼相待，敬而远之。最重要的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行动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以理解为方向的行动”，其含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主客平等［3］318。伊斯兰教的“天下一家”、藏传佛教的“众生平等”的宗教民族理念正是产生这个社会学现象的根源。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源于民族共同体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地域环境、性格气质、心理素质，其结果是形成了融民族宗教信仰、民族历史文化意识、民族思想感情、民族日常交往仪式为一体的西北少数民族独特的“善行”。在此背景下，行善的宗教、虚幻的意义被赋予了新的现实的功利因素，现实的功利化的行善就是参与日常交往为主的世俗事务，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纯粹的宗教活动里。日常交往则是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的崇敬和赞美在“视角互易性”、“变形的自我”中的世俗化体现，表现在为民族共同体服务和待客的礼仪中。在日常交往中确立的这个现实主义原则与其源头的那些古朴的思想感情相互配合、相互依赖和相互交融构成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客观实用的风格。就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来说，既然真主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而宗教生活、现实生活都能够体现对真主的敬仰，所以，就要在日常交往中保持恭敬虔诚的心态善待各个交往对象。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则在果报观念的指导下，把日常交往看做是行善的机会和广结的善缘，也对此抱以恭敬虔诚的心态与各个交往对象交往，在此背景下，宗教的力量转化成为推动世俗生活的动力，转变成为促进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积极因素。西北少数民族由此形成的宽容、开朗和友善的社会交往心态对各个民族共同体的人员往来、商业互动、文化交流、思想沟通、资源互补都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个意义上的善行就把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的宗教崇敬从神坛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来，更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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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期第5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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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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