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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以中华民族关系和云南民族关系格局为对象，探讨了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民族关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由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是中华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地理环境的区域多样性和整体统一性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对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统一长于分裂并日益巩固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西两大块、南北三带的地理特点，使汉族的农耕文化和众多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形成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关系。独特的地理区位特点使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南门户和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通道，加强了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民族以及云南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云南各民族在多样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有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依存、优长互补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由云南地理环境所自然形成的“边内结构”和“山坝结构”，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地理环境；中华民族关系；云南民族关系
中国古人在议论天下大势时，常常把“天时”（时势与机遇）、“地利”（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人和”（群体团结、人心向背和人的主观努力）并列为争夺天下、巩固天下的三大要素，并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天时固然不如地利，地利固然不如人和，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并不是相互孤立可以任意分割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相互联系、互相转化的。换句话说，“人和”这一成就大事的最优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天时”和“地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P35）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正在日趋减弱。然而，即便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仍然随处可见，因为一个十分浅显但却颠扑不破的事实和真理摆在人类面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再高，科学技术再发达，人类也不可能离开自己生存的地理环境而任意创造历史。
那么，地理环境怎样影响历史发展进程呢？列宁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2］（P456）这就是说，地理环境是通过物质生产这一中介来影响人类历史及其社会关系发展的。民族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3］（P20）而民族关系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本文以中华民族关系和云南民族关系为对象，着重谈谈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一、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关系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指现在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认同的全体人民。它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关系，指的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作为—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4］（P1）中华民族关系的格局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归纳和概括。但从地理环境影响民族关系的角度而言，有几大特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起源和众多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
中华民族的家园就其辽阔和广大而言，从古至今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有宽广的平原，巍峨的群山，巨大的盆地，壮美的高原，冈峦起伏的丘陵，星罗棋布的岛屿和众多的江河湖泊。气候自南而北，随着太阳的辐射和气温的变化，依次出现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六个温度带，降水量则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这种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东西分属干湿两大地区的总体气候特征又因地形的不同而千变万化，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多种多样的人类生存条件。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大地成为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先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已初见端倪。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多元起源的格局，便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全国各省区的大量发现而日趋明朗。因此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着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分别创造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费孝通先生指出：“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5］（P2－3）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亦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6］（P53）这些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为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分别创造和发展着各自文化的人们集团，经过氏族部落社会的长期发展而形成不同的民族，许许多多的民族为着生存和发展，一方面要在自己居住的地理环境下从事物质生产，自然环境和劳动对象的不同便导致各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不同，民族差异和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格局便由此形成并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在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也互相接触、互相交往、互相学习和互相竞争，民族关系便由此产生并长期发展，不同的民族分布和民族交往格局亦同时决定着不同的民族关系格局。因此，由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民族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是中华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影响中华民族关系的第一个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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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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