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上海从东北、山东输入大豆、杂粮，从闽粤输入蔗糖、南果及进口洋货；输出则以江南所产棉花、棉布、丝绸为主；江西、湖广等省的稻米、纸张、茶叶、瓷器等商品也大量运抵上海，在此转口，北上京津、关东，南下闽广。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计在4000艘左右，总吨位约为50—70万吨，货物年吞吐量约计为170余万吨，是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广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更赋予其特殊优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洋船进口货物则以哔叽、羽毛、纱缎、棉花、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其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道年间再增至89万余两，而实征税额则远超过这一定额，往往高达一百数十万两。“独口通商”政策使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注：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厦门，明代属泉州府同安县，清初置厦门厅。明末厦门已取代月港成为福建与日本、东南亚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重要港口（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清代康熙年间在厦门设闽海关，额定关税73000余两，乾隆初年增至20万两。厦门港的贸易范围，北至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关东，南至台湾、广东，“一岁往来数次”；对外则与东南亚的吕宋、苏禄、葛喇巴等国贸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独口通商”之后，闽海关仍准许“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税充盈”；嘉庆元年厦门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注：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原为运河漕运码头。清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与东南沿海诸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从南方江浙、闽广输入的商品有糖、茶、纸张、瓷器、药材、苏木、胡椒、果品、洋广杂货等。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转运北京，也有一部分沿运河南下销往直隶各府。道光年间天津已发展为一个有2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例高达50％以上（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长江沿线的流通枢纽。明代长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清代随着两湖、四川等省开发的不断深化，整个长江流域各省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流通规模大大增长，长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长江沿线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如重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历史上向为军事重镇，经济开发相对较晚。清代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该城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西藏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铁锅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之大宗（注：许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通过长江可沟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达江西、安徽、江苏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汉水则可抵河南、陕西。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注：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粮食、木材、食盐、绸缎、布匹、药材、铜铅等都是汉口转输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苏杭，又是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是长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八大钞关中惟一设在长江上的。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000　两，天启时为57500两。至清代，随着长江沿线流通规模的迅速扩大，九江关税额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间额定为153000余两，乾隆时增至350000余两，嘉道间再增至539000两，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粮食和木材是经由九江关东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销往江南。此外，淮盐、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注：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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