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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大家讲一个词叫“较量”。学术也像是比赛，学术界跟学术界之间，也存在着很多“较量”。中国学界常常是关门主义，在门槛后面耍大刀，不去“华山论剑”。当然，当你只是研究中国的时候，没有问题，反正谁也搞不过你，拿出去就是天下第一，日本人、朝鲜人、包括欧美人对中国作研究，有个天生不足，他看中国书很慢，还得查字典，中国人天然的就能一目十行，当然有优势。可是，一旦你把你研究的范围和视野扩大到周边，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一个裁判手下，你就要接受检验，你的研究就要放在国际评价舞台上，要人家来评价。中国人有没有这个本事？中国学术界要不要有这个本事？把自己的研究放大，然后跟他们互相较长论短？我这个话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当然，将来这方面有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朝鲜人做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文献大都是汉文写的，中国人看起来容易得多。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它在学术史上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里我要接着讲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些领域，也许将是中国学术史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我有个很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变化对于学术的国际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是清代中后期对于西北地理、蒙古史、辽金史的关注。大家知道，自从钱大昕以后，当时清朝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到中国的西部，关注到满汉之外的异族历史地理和文化，包括像张穆、徐松等，一直到后来的沈曾植。他们的研究使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和地理研究，超越了汉族中国空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逼得你不得不去看“异族之史，殊族之文”，不得不去看外文资料，不得不学术国际化。这是中国学术走出传统中国学术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敦煌学。敦煌学给中国人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敦煌学给中国学术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不得不去关心中外交通，不得不去关心儒家以外的，不仅是佛教，还有像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所谓的三夷教的问题，不得不去关心西北的地理、中外交通的地理问题，而且还不得不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去学异族的死文字。这些资料又涉及到天竺、贵霜、大秦这样的一些异国、他族、以及宗教和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称赞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有眼光？为什么当年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道理很简单，学术问题、内容、方法已经变化了，学术不得不国际化，不得不进入国际的学术语境。所以，陈寅恪先生讲这叫“预流”。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学术逐渐国际化的这两次变化，它的重心都在西边。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变化里面，使它逐渐地、部分地转向东边？如果我们关注周边，关注到日本、蒙古、朝鲜、越南的文献，我们也会向学术界提出很多要求来。你比如说，你是不是要拓展过去传统的史料？你是不是要懂得外面的研究？你是不是要掌握一门以上的外文？也许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会使学术界发生一点点变化。
老实说，我是觉得中国文史学界现在有一点点沉寂、有一点点停滞。它的沉寂和停滞表现在关心社会与关心学术两个方面。在关心社会上面，中国的人文学科、文史领域，好像失去了回应公众提出问题的能力。好像有些文史领域的学者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的从业员。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专业学术研究里面，我们好像是始终在一个格套里面，视野就那么宽，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大家都在一个固定模式里面翻来覆去，仿佛复印机复印似地在生产所谓“学术”。
可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一事情？第一，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把视野超越汉族中国，走向更宽。第二，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研究跟国际学界有个对话？第三，能不能掌握更加国际化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概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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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8-01-2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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