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的有些细节很有趣的。最近，周振鹤教授作了一个有关中国船只到日本去所携带（持渡）书的研究，如果你注意到中国船当时到日本去，带了什么书，什么书好卖，日本人需要什么书，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刻书业为得到利润刻什么书，而日本受到什么中国书的影响。这是很有趣的细节，我们做思想史、文化史的人，特别有兴趣的还有在日本、朝鲜的文献里面，到底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和学术风气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在朝鲜人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北京琉璃厂十几家书店卖的书，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的学术风气是不是在悄悄发生变化。虽然官方还在拿程朱理学来考学生，可是在琉璃厂买不到程朱理学的书。有一个朝鲜人跑来跟纪晓岚讲，说托你买点程朱理学的书，纪晓岚讲，近来风气都变了，都重《说文》、《尔雅》之学，你要的那些书，北京买不着，还得派人到江南去给你买。可是，我们又接着提个问题，江南不是流行考据学的吗？为什么江南能买的到呢？如果把朝鲜人详细抄的书单子拿来对勘，你就会看到北京琉璃厂卖的书是不一样了，从那时候热销的书是什么，不也可以看到一个学术风气在变化吗？
还有人物。我们现在了解的清代思想学术史，常常需要知道一个时代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可是，过去的思想文化史上的人物，都是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他们开列给我们的，我们习惯地接受这种重要人物的清单，可是，你要看当时的朝鲜人在北京跟普通文人聊天的记载，你可能想不到那时候一般文人崇拜的文化领袖是谁，比如在道光年间文坛上，北京的文人告诉他们，成都的周向善、云南的汪坚很有名，而领袖人物是孙玉庭、汪廷珍，因为他们“位至卿宰，主当世之文柄”，下面则是有四大名人，湖北人陈沆、广西人陈继昌、四川人王炳瀛、安徽人凌泰封，“皆为翰林之官，号为翘楚”，可是除了陈沆，我们的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会提到这些人吗？但是从朝鲜人的记载看，当时他们确实是名人，如果回过头来，重新通过当时的眼睛看当时的风尚，也许图景会不一样，当我们重新追溯一个时代的知识风气，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历史描述，常常只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当时，用那时的眼睛来看，当时的眼睛也许是客观的，特别是当时异域人的眼睛。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些资料。
总的来说，日本、朝鲜以及越南保存的这些史料的意义，首先，就是让被删减、遗忘的历史复活，其次，就是让我们有可能再看到鲜活的具体的历史场景，给我们补充很多历史的细节，最后，是给我们一个文化比较的背景，这一点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珍贵，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做。
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对这些资料始终关注不够？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就要谈中国学界对这些东西的关注为什么始终不够呢？我想在这点上，有时候中国学术界会有一点点自满和自大，总觉得自己的史料充分，自己的历史研究也非常的完整，不需要借助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学者，习惯了用“西方”这一面镜子，而不太习惯于用日本、朝鲜、越南和蒙古这些资料。
我前几年到日本、韩国去过几次，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对越南文献，甚至对中国的满族文献以及蒙古文献，研究得非常深入。可是我们呢？做得非常不够。日本人对朝鲜文献，尤其是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的研究。我们简单地举个例子。日本的天理出版过一个杂志，几十年了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重要杂志，叫做《朝鲜学报》。这个《朝鲜学报》，我查了一下咱们的图书馆，只有几家图书馆收藏。可是《朝鲜学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日本大学很多的图书馆，都有《海行总载》、《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等等朝鲜资料，可是我们没有。日本有一大批研究朝鲜的学者，我们也没有。当然，日本对于朝鲜的研究传统，来自日本殖民者那儿，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难道不应该去好好做一下周边研究吗？更何况我们通过周边反过来看中国，多了些视野和角度，看得中国形象立体点儿不是很好吗？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8-01-24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