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前面的问题,卡特赖特认为,科学理论之所以在描述因果关系时忽略实验装置,因为它其实同样把“某物倾向于做某事”当作原因。以牛顿的光学实验为例,牛顿之所以认为仅凭一个精心设计的实验就足以证明“光的不同折射度产生不同的颜色”,是因为他的问题乃是“光的不同折射度倾向于产生什么”?对此一个精心设计的实验足矣。而且,在后一种提问方式下,光的不同折射度造成的后果,完全来自光的“内在构成”或说“本性”,与实验装置无关。后来的科学理论在研究各种对象如分子、原子、电场、DNA时,莫不如是。
于是卡特赖特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观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论,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近代”,而是隐含了对亚里士多德式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的承诺,并且这个形而上学的承诺乃是科学理论的基本前提。她把这一观点称为亚里士多德主义。不过,“本性”这个术语有过多的实在论和本质主义色彩,因此卡特赖特把它替换成了一个新术语“能力”(eapacity)。这个新术语和“某物倾向于做某事”的句式依然是相互对应的,换汤不换药。英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牛顿一史密斯主编的《科学哲学指南》一书,在“自然律”这个词条下面列出了一个子词条,“描述自然倾向的定律”,其中写道:“(卡特赖特)把自然律看作自然系统产生可观察现象的能力、倾向或趋势……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着巨大数量的趋势和能力,它们同时运行于开放系统当中,它们结合到一起就产生了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通过创造封闭系统,实验程序就可以使研究者把趋势独立出来,并在单独运行时去研究它们的影响。自然界中没有封闭系统。我们的自然律,即从开放系统中抽象出来的真实过程,并不是关于世界的真,而只是该世界各方面的抽象的和简化的模型”(第261~262页)。——因此卡特赖特将现实世界称为“斑杂的世界”(the dappled world)。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钮卫星先生,在2007年1月份的《文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卡特赖特的著作《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题目是《飘落的纸币与科学的边界》。文中写道:“卡特赖特令人惊讶地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本性’……可惜的是卡特赖特似乎也没有准备在书中把这个‘本性’说得更清楚一点。”——卡特赖特说的不清楚吗?倒不如说钮卫星先生并不具备卡特赖特的问题意识,故而也就并未切人她的思路。
前面提到是否可以认同单称因果陈述,把因果关系首先视为基于不同事物的内在属性的相关性而产生的一种关联。应该说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这里的“内在属性”,卡特赖特所认同的,是把“内在属性”视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本性”或者说“能力”,与“某物倾向于做某事”的句式相互对应。由这个句式所负载的单称因果陈述,包含了关于“能力”的知识,在她看来比规律性的因果概括更为基础。
也就是说,因果关系总是可以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转化关于“某物倾向于做某事”的陈述句式。我在开始演讲的时候曾经提到,可以论证下面这个“弱”的论题:可以把因果关系视为一种叙事,而且这种叙事和我们通常基于自由意志概念作出的叙事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现在我可以向大家兑现这一承诺了。
下面我简单谈一谈这个论题的现实意义。
时至今日,一直有很多人文学者激烈地拒斥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成果。他们的理由是,社会科学所寻找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线性时间进程中呈现出的某种规律性而已,这种规律性无助于我们理解具体事件的意义。不理解具体事件的意义,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和历史。由于社会的多元性和历史的不可逆性,那种认为我们无需对社会和历史进行解释、仅凭规律性就可以推断未来的观点是可笑的。而如果想要理解具体事件的意义,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叙事。这些年在国内颇为走红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就持这种立场,她认为,没有什么哲学思辨或是分析方法能够像“叙述一个恰当的故事”那样使我们洞悉事件的意义。关于阿伦特的观点,建议大家有空看看美国学者戴维·鲁本《法律现代主义》的第四章“汉娜·阿伦特与叙事之首重”,我就不再多费唇舌了。
事实上,以阿伦特为代表的这种推崇叙事、拒斥社会科学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叙事与因果关系判然两分的错误基础上的。而我们前面恰恰论证了,可以把因果关系视为一种叙事。那么,当社会科学家在变量之间建立起一种经受得起最苛刻的检验的因果关系时,难道不也是在“叙述一个恰当的故事”吗?我们又怎么能说它无助于我们理解具体事件的意义呢?阿伦特对社会科学的拒斥,其实大大损害了她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洞察力,她在《论革命》中对于“直接民主”的“议事制度”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按照韦尔默的说法,这“反映了阿伦特身上天真的一面(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天真)。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几乎不可能根据议事制度的简单模式重新建构。”(见韦尔默著《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第166页)
最后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卡特赖特女士的个人情况。
卡特赖特女士生于1944年,曾就读于匹兹堡大学数学系,在伊利诺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奥斯陆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学校,现任伦敦经济学院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伦敦经济学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中心主任。1993年荣获著名的麦克阿瑟基金奖(去年这个奖项也授予了当年荣获菲尔兹奖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1996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
(《博览群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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