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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录
问：老师，您好。刚刚您提到文明对话的前提是必须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相当于《中庸》里面讲的，“先成己之性，而成人之性”。请您用中文解释一下中华文明的“己之性”到底是什么？
答：我想你的问题是说，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色是什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说文明对话，中国有儒家、道家、佛家，哪个代表中国？这些问题都是open的，我并不愿意先给它下个定义，中国文明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一定义，恰恰就变得窄化、固化，这些问题本身就需要在中国文明内部进行比较多的讨论，而讨论会把它的内涵开展得比较丰富。因为一百年来，我们急于进行文明对话，把我们中国文明变得非常狭隘。我自己觉得我对中国文明了解非常肤浅，所以我也回答不了。但是我觉得需要把它打开。只有在广泛的内部对话中，才会对中国文明的内涵有比较大的开拓。
问：我想请问您的open的态度，是来自于对中华文明更多，还是对西方文明更多？
答：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我大概很老实地回答你。我自己对西方文明用力比较多一点，一方面是我的专业，一方面是20世纪以来很多中国人用力的方向。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内，必须对西方做比较多的了解。对中国文明，我并不是什么都不能说，而是说我怕把这个问题给固化。我们稍微对比一下，是有一些不同。比如中国文明本身来说，是有一些特点。其实某种意义上，文明对话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对西方来说则比较需要。
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我想大家都读过西方社会理论的经典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一些东西，他对东西文明的比较，特别是比较儒家和新教的时候，基本看法就是，基督教文明特别是新教文明，有很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使得世界改造得符合新教的意愿。而韦伯认为，儒家文明之所以没有像新教文明那样进入现代社会，因为儒家文明没有强烈的改造世界的愿望。它理性地适应世界，而不是用强力去改变世界。我认为这样的说明有一定道理。比方说，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当然儒家、佛家、道家有一定冲突，但是那个冲突和西方的宗教冲突完全不一样。我们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是新教徒，绝对不可能也不会是天主教徒； 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就不会是犹太教徒； 你是基督教徒，就不会是伊斯兰教徒。
但是在中国，一个人是佛教徒、道教徒，可能是很含混的。我奶奶每年有一个月吃素，这个时候是佛教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当然毫无疑问是儒家的。她身上并没有冲突。她也去道观。在她身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西方新教里任何一个教派，如果是这个教派的，就不可能是另一个教派的。文明的对话有一个理念，强调宽容，强调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而要善于容纳多样，这个对中国文明本身来说不是问题。这是第一点。西方由于近代以来有一个强烈的意志，来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其他文明，所以历史上，西方习惯于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强加于别的文明。所以文明的对话，对西方的政治家比较重要，要教导他们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可能完全都像你所希望的那样。但是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中国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也有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这样一种冲突。亨廷顿提到的文明的冲突，基本上是以西方16、17世纪的宗教冲突作为原型，来构想这个世界。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自由主义的真正起源所在。新教和天主教不能相容，杀得血流成河，他们又不能在宗教问题上取得一致，那么怎么办？只好把所有意见搁置。我个人认为，某种意义上文明对话的意义，是让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和政界，有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
（来源：《文明的对话与梦想》，胡显章 曹莉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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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201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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