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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到底谈什么？这是我的第二个题目。我不想讲得很理论，就讲些具体的例子。
大概二月份，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Boundary 2杂志的主编到香港，这是在美国后现代文学理论方面很前卫的一个杂志。主编要和我谈一下，看是不是有可能合作搞一个类似于文明的对话的东西。因为Boundary 2比较热衷于后现代理论方面，但是现在因为： 第一，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编辑部已经有三个人是搞中国的，他们开始觉得依靠美国的搞中国的专家有点隔靴搔痒，所以到香港来和我谈，看是否可以策划。文学理论是外部理论，政治、军事、经济无所不管。我说好啊，谈了一个下午。
他说，是不是有什么形式？我想了以后跟他说： 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有个现实问题，中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你们可能不感兴趣； 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不能说不感兴趣，但是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关心三农问题。我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党工会特别反对中美贸易，认为中美贸易剥夺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准。这样是否可以在美国找几个研究劳工的，中国找几个人，谈谈中美贸易的问题。我们不是做生意地谈，不是像经贸官员一样，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到底谁受益多，谁受害大。还有，进入WTO以后，你们的农产品对中国农民影响很大，可以谈谈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文明的对话。他觉得比较为难，好像他们那边找不出这样的人，不大容易找。当然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那么他也没兴趣，我也没兴趣。这个题目很早就做过。谈什么？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基本上所有国际会议，都是别人感兴趣的问题。中国的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可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可能从副教授升到教授，大家都很热衷，无形之中你就被套进去了。国际学术会议参加得越多，可能离中国的问题越远。比如同性恋、酷儿，很吸引人，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也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好，而是说如果仔细去想，那么会发觉，哪怕是在中国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很少是由中国学界根据自己的问题来设定议题。你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人家会关心什么问题。不是说人家不好，美国学者也很希望接触中国问题，但是有现实困难。真的谈到一些问题，他们未必那么感兴趣，或者他们无法进入。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的问题。
最近两年，国内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以前，中国台湾、美国都讨论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谈，往往会没什么结果。我想说： 谈什么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回到文明的对话的由来，最早是由对现代化理论的突破，强调大的文明，从源头起来的文明特性仍然会在以后表现出来，那么文明的对话对中国的真正含义是，进一步确立你的文化自主意识。你需要对中国文明有一个全盘重新的认识。因为我们一百年来都是以西方的眼睛在看中国，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20世纪上半叶，我们比较确定，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最好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全力学习西方现当代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都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我并不反对这个问题，我更强调要更深入地看西方，因为你是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如果对西方了解越深入，对中国的了解可能也越深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从范畴、概念、语词、理论到构架，都完全是西方的。中国以前哪里有哲学这个词？我们前不久开了一个会，我和哲学系的人谈，我说： 你们不要把这个捧得那么高，中国哲学史才多少年？冯友兰先生以后才有这个概念，冯先生以前没有。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要重新去看。只有对中国文明本身有自觉、深入的了解，我们才有文明对话的资格，否则我们只是在附和别人，我们只是单相思地求爱。这大概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西方人面前批判中国，表示我和他们不同，我应该被你们接受； 一种是向西方表明中国如何地好，实际上这种“好”也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说明，你仍然被套进去了。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很难摆脱，但是应该要有真正的文明自觉。一开始的着手点是，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因为我们了解得比较深，才会发现西方很复杂，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用一个简单的模式，对照一个简单的中国。我们会发觉，对很多东西，理解和解释的模式会被打破。文明的对话，到底谈什么？我认为，前提是确定你的文明主体意识。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就谈不上文明的对话。开很多会，都不是文明的对话。
最后是怎么谈的问题。我刚才讲了，我今天所讲的都不是什么成熟的意见，我只是想了一些问题。怎么谈？我非常明确： 用中文。因为你如果不用母语，表达能力是有限的，我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持过不少会议，我希望国内的学者用中文讲，因为用中文和用英文不一样。我特别主张在中国大量开展同声翻译的场所，引进同声翻译的人才。即使英文好，不是母语，也不要硬撑。
用英文表达的往往是比较简单的东西，我用英文表达的，不到我中文表达的十分之一。我跟大家说个笑话。我和我太太吵架，用英文吵。因为是第二语言，比较理性，比较容易控制情绪。有问题的时候，谈英文可以控制情绪，要是用中文，全身的情绪都会进去。母语和第二语言是不同的。从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测试苏联间谍，他们的英语讲的跟美国人几乎没有两样，但就是测试他们的紧急状况。人一旦急的时候，就蹦出母语。这不是一个很随便的问题。
母语联系着你所有的文化感受力和你的文明意识。所以，我很担心我们现在中国的大学，像我们香港一样，英语成为主要语言。我觉得这是痛苦的。香港没有办法，从前是殖民地。我觉得我很痛苦，因为我的人格没有得到尊重。关于怎么谈的问题，会包含很多问题，我今天只讲这一点，因为我在这一点上立场非常明确。我认为坚持用中文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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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201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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