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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 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近年论著：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与李猛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等等。
文明的对话概念非常重要。问题是这个概念很不容易明确。我们要问“为什么”。文明的对话这些年来成了广泛接受的概念。任何一个观念的提出，一定是在不同程度上修正或者改进，或者反对前面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知道这个概念在说什么。文明的对话概念是从西方来的。它确实很重要，很有进步意义。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意味着对现代化的一种修正。比较早的时候，七十年代初，不叫文明的对话。根据以往的现代化理论，比较明确，有一个基本构建，基本的对立就是从传统到现代。这是比较简单的历史进化论的图像。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曾经在中学和大学所读到的都是历史进化论。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好像一个取代一个，旧东西都驱除掉了，人类不断进步。西方现代化理论和这个稍微有点不同，但也是简单的进化论。现代化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是所谓的世俗化。这些基本理论构架，在六七十年代发生很大的动摇。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从一个形态到了另外一个形态。
在六十年代左右，美苏意识形态争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趋同论。不管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上有多少分歧，但是他们都是现代社会，所以他们最终的方向一定是越来越接近。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就是很有名的大学理论家Clark。他大概是在1959年左右提出来。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代化理论的变种和翻版。而基本假定就是在现代社会，以前的文明因素不太重要，因为现代社会共同性会成为主要因素。七十年代初，首先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假定有几大文明，比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文明源头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突破以后形成一些非常独特的形态。这些基本文明形态即使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表现出来，甚至越来越强。如果我没有记错，1972年或是1974年，美国人文科学院的院报Daedalus有个专号就开始讨论轴心文明。轴心文明讨论在美国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史的专家Schwartz先生。当然并不只有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才认同。所有人都认同。但是他显然是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中发现的，当时他正在写《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本书。很多其他专家也有这个认识。并不是因为说现代社会，人类就是一个普适文化，而是说文明源头所形成的文明形态都会在现代社会有很强烈的表现。而这些强烈表现会导致文明的差异。这是一个比较学术性、不带党派的讨论。虽然后来“轴心文明”的看法被西方比较激进的人认为是非常保守的。他们说，“你们仍然认为源头那么重要”。如果这里有学文学理论的同学，会知道后现代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理论是开端不重要，一切都在变。这样就不会承认“轴心文明”的重要性。
比较激进的一端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动后来的文明对话。它也同样反对有一个普适文明。因为从70年代以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激进的人占相当大的主导。批判西方中心论，强调不同的文明都有自己发展的道路。这在理论上有很花哨的表现，以后现代理论来支持。所有的不同方向都推倒了从前的以“传统和现代”为基本出发点的构架。如果在座有老师，年纪比较大的，可能经历过80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那时候，一定意义上我们还是在传统和现代两分的层面上来讨论。在80年代以后的西方学界，这个问题基本上被推翻掉了。文明的对话问题之所以在西方逐渐滚动，最早是来源于几个源头，就是以往从19世纪开始形成，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这种简单历史进化论的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最后基本上推翻。这些方面仍然只是限于学院的争执。文明的对话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很大响应，主要是亨廷顿的功劳。他在1993年写了《文明的冲突》。他首先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一个30页左右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基本观点是： 怎么看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
冷战结束后，西方有两种主流思想，一个是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是说随着苏联的瓦解，所有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解决，人类已经没有什么争论，都认同经济发展、民主，等等。他在1989年做了一个报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对福山的强烈批判和反对。亨廷顿的文章就发展成1996年完整的一本书，也是讲“文明的冲突”，这本书已有了中文版。他提出一个问题，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确实已经结束，但是人类以后冲突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人类前途来讲，福山是一个非常乐观主义的调子，而亨廷顿是比较悲观主义的调子。西方历来有这两种对立的看法。亨廷顿的书从那以后，遭到几乎全球一致的批判和反驳，大概我们国家1995年以后也是非常不喜欢他这本书。但是我觉得，不要歪曲亨廷顿的观点。很多人完全歪曲他的用意，似乎亨廷顿主张文明的冲突，这当然完全错了。亨廷顿只是说冷战以后的世界，冲突的形式以文明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最大的危险所在。他恰恰是说文明的对话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歪曲人家的观点，然后来反驳他，这种反驳毫无意义。“9•11”以后，亨廷顿的书在美国行情大涨，在销售榜上占据number one，连续几年畅销。因为“9•11”证明了亨廷顿的理论是正确的。文明冲突的形态表现出来了。这里出来一个问题，似乎我们看到很多人谈文明的对话的重要性，似乎文明的对话可以避免冲突。我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很多冲突和文明没有关系。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基督教文明内发生的，不存在文明的对话的问题。如果他们都很了解，一战应该不会发生的，更不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英国、美国是三大新教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三个新教国家。如果说同一个宗教、同一个文明，就没有战争，如果文明内的人互相了解，就不会发生冲突和战争，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很多战争。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内战，大家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文明不够了解才发生冲突，这是不相干的。很多冲突不是文明的对话可以避免的。美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不是加强伊斯兰和基督教国家的对话可以缓解的，有很多现实问题。当然，你在宣传和推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可以引起别人的重视，从修辞上可以讨论，从道理上并不成立。并不会因为多了解一点，我们就能避免冲突。亨廷顿的书在1995年前后，可能在中国学界，只有我一个人对这本书高度评价，所有人都是negative的。这本书是冷战以后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说真话是很痛苦的，人通常喜欢听好话，真话可能让你不舒服。
我刚才已经问了，文明的主体是谁？谁是谈话的主体？和谁对话？在文明的对话后面，是有文化势力在里头的。文明的对话背后，不可能逃避权力关系，为什么对某些特别有兴趣，对某些毫无兴趣？我们自己需要反省。你到底想和谁对话？进一步追问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所谓文明的对话是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刚刚我们在问： 谁有资格对话？如果真要问谁有资格，那我首先说我没有。因为我虽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但是我很不了解中国文明。因为我首先主要是研究西方，我对西方更了解一点，对中国文明很不了解。我在美国住了十年，很少和别人谈中国，我觉得中国太复杂了，自己都搞不懂，怎么跟你说呢？我没法说清楚。如果文明的对话，暂时不说别人，就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多少人对我们自己的文明有极为深刻的了解，可以作为文明主体跟别人对话呢？什么叫对话？双方都对各自文明了解比较深，又能推心置腹，有比较好的场合、环境来谈，那么可以有文明的对话。否则我觉得文明的对话多半是虚的，我们开很多会，是不是都是文明的对话？可能都不是。因为我们说，文明的对话有时候像谈恋爱，有追求者，有被追求者，人家可能并不爱你，看你追求得很热烈，当然也要表示一点大度，实际上人家没有多大兴趣和你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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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201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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