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杨三娘的契约看，每月的还钱有日期规定，即“每斋前纳”。每斋，即每月的斋日。这就是说，这里是每月都有一日属于斋日（不是每月十个斋日），至于具体日期是大家人所共知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州的那件“唐西州众阿婆社约”。那个社约，根据我们的判断，也是每月有斋日。前文已经有讨论，我们认为每月的斋日，其实就是每月一次的社人聚会日。每月选定一个日期作为结社内部的聚会日，这应该是社内的商量结果，不同社有不同的规定。从这个角度看，杨三娘与药方邑的关系，可能是社人同结社的关系。
杨三娘举钱契，有明确的时间标志，但大谷文书1529号却无从进行时间判断。从这个地区出土的汉文文书的基本情况看，推测这件大谷文书也应该属于唐天宝以后。另外一个推测的依据是，唐朝允许民间结社合法存在，也是在天宝元年以后（42）。而在开元时期，唐朝政府一直坚持唐高宗时期制定的禁断民间结社的政策。对此，一件景龙元年（707年）十月二十日下达的禁止排山社的命令在开元时期作为户部格得到颁发，就是一个证明（43）。而吐鲁番出土的西州文书中，有一件《开元十九年正月西州岸头府到来符帖目》，其中第7行有“一符，为百姓设社停废事”（44）证明，来自上级的正式官文书还在指示停废民间结社。
民间结社是社会大众通过建立团体解决自身生活问题的一种社会行为，在古代中国长期存在，源远流长。了解民间结社在古代世界的活动，不仅可以为社会历史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也有利于对民族性的认识。敦煌文献中，给出了一批相关资料，已然令研究者喜出望外，吐鲁番和西域出土文书也对这类资料作出一定补充，应该承认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理应有较大的作用，虽然现在还是面临史料的限制，但是就如今的研究进展而言，我们依然有理由表示乐观。
（本文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07年“九八五”计划支持）
注释：
①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与中古社邑研究》，《中古时期的社邑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第193～214页。
②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1～82页。
③郭峰：《吐鲁番文书〈唐众阿婆作斋社约〉与唐代西州的民间结社活动》，《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
④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60～62页。
⑤日本东洋文库编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资料集》增补本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1 AND CONOMIC HISTORY（Supp1ement）（《敦煌吐鲁番文献社会经济史资料集》补编，东洋文库，2001年）也收录了这件文书，题目依照《吐鲁番出土文书》，名《唐年次未详（七世纪？）合众阿婆设斋转帖》，没有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见录文本64号，第80～81页。
⑥《北史》卷九十七《高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2页；《周书》卷五十《高昌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
⑦孟宪实：《试论敦煌的妇女结社》，《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中华书局，2005年，第89～104页。
⑧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敦煌吐鲁番文书经济关系综述之一》，《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7～266页。
⑨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按行书写，参照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94页。
⑩饶宗颐主编；陈国灿著：《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第90页。文欣：《吐鲁番新出唐代西州征钱文书与垂拱年间的西域形势》一文引用此文书，也同意。
（11）文欣：《吐鲁番新出唐代西州征钱文书与垂拱年间的西域形势》，《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卷，第131～163页。
（12）王素：《吐鲁番出土〈功德疏〉所见西州庶民的净土信仰》，收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5页。
（13）《册府元龟》卷六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707页。《全唐文》卷十二“禁僭服色立私社诏”中，没有“勿使更然”四字。
（14）《新唐书》卷九十八《韦挺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02页。
（15）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第68期，1988年，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3～173页。
（16）《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法藏馆，1990年，第113页。图版六三。
（17）张鷟著；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中华书局标点本，1979年，第92页。
（18）《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法藏馆，1984年，第108～109页。图版一二六、一二七。
（19）池田温：《中国古代计帐研究》附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龚泽铣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200页。
（20）卢向前：《马社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二辑，1983年，第361～424页。
（21）《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第113页；图版六三。
（22）《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第69页；图版二九。
（23）三件文书，根据《大谷文书集成》给出的数据，3502号是27．7×6．8；3499号是27．8×7．5；4934号是27．5×9．0，纸的宽度各有不同，但是长度十分接近，最多相差0．3毫米。
（24）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269页。
（25）《唐会要》卷九十三《诸司诸色本钱上》：“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85页。
（26）《唐会要》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5页。
（27）李锦绣先生称社本为“祭祀本”，使用唐朝的语言，应该称作“社本”。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37页。
（28）孟宪实：《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文科版）2001年第1期，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唐》2001年第5期，第28～33页。
（29）《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法藏馆，1984年，第76～77页。图版一三三。
（30）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收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2～105页。
（31）陈国灿、刘安志：《从库车出出文书看唐安西都护府府治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龟兹文书研究》（第一辑），天马出版公司，2006年，第95～128页。
（32）孟宪实：《论敦煌民间结社的社条》，《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317～337页。
（33）Ｓ．2041《大中年间儒风坊西巷社社条》是多件社条黏合在一起的，所以跟其他社条不同，见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第4～8页。俄藏敦煌文献1413号《某年七月十九日所立社条》也比较特殊，人名放在中间，而前后都有社条内容规定，参见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补遗》，收入《中古时期社邑研究》，第399页。
（34） ric Trombert，（aveo 1e co11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 Guangda），1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11iot de 1a Bib1iothèque Nationa1e de France，Paris 2000，p．117， P1．152．
（35）《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第78页。图版一三四页。
（36）马世长：《库木吐喇的汉风洞窟》，收入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第287～331页。
（37）《大古文书集成》第三卷，法藏馆，2003年，第220页，图版二五。
（38）《大古文书集成》第三卷，法藏馆，2003年，第220、222页，图版二五。
（39）陈国灿、刘安志：《从库车出土文书看唐安西都护府府治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龟兹文书研究》（第一辑），第125～126页。
原文刊于《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09年1期第1～12页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国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