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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峰先生认为，该社条中“斋”是佛教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的三长斋，第28行“月别斋日”前缺损的是正月的“正”字，认为这个阿婆的结社是为在正月、五月和十月进行斋日活动。但是，缺字是否是“正”字其实难以确定，而文书中提到的五月和十月，应该也与三长斋无关，因为提及五月和十月，是在限定交纳大麦还是秋粮（郭峰先生认为是秋粮可以信从）的时间，并没有说明是行斋的时间。“月别斋日”很可能就是这个结社的活动规律，每月一次斋会。如果是三长斋，一年只有三次斋会的话，二十六名阿婆依次排列下来要八年多，时限似乎过长。如果每月一次的话，那么轮流一次不过两年多，比较合理。《北史·高昌传》记载吐鲁番当地“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周书·高昌传》也有同样记载⑥。不知道是否与此相关，这件文书规定了不同时段内，交纳不同的粮食，一是大麦，一是秋粮（或许是粟）。每人交纳粮食一次是二斗，不过，这是半年二斗还是每月二斗，现在还是无从判断。从内容上看不出与佛教有关，前人过于重视“佛社”观念而和三长斋联系起来，恐怕不妥。
这个众阿婆的结社活动，并不仅仅限于每月的斋会，也有丧葬互助。似乎只有参加结社的阿婆本人有资格享受这个互助条款，不涉及家人等。这与敦煌的妇女结社十分相似⑦。正因为如此，命名这件文书的时候不应该只注意斋会条款。本结社的罚则部分也有残留，比较清晰的一条是犯错的人要交出“银钱壹文”供大家分享。银钱，指的是萨珊银币，是从高昌国时期至唐初在西域流通的货币⑧。众阿婆结社，用银钱执行罚则，是唐初西州特殊历史的反映。
在这些阿婆名单的前面，都写上了她们儿子的名字，虽然残留不全，但是这个判断应该没有问题。晚年的阿婆们，获得了她们儿子的支持，跟自己同性伙伴定期聚会。有餐饮，聚会应该更加热烈。有朋友伙伴的生活，开阔了生活的空间，增添了生活的情趣。那么，她们的聚会真的与佛教无关吗？这也不能确定，所谓斋会这样的说法，很可能就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众阿婆在西州当地，虽然不是一家之主，但也拥有一定的经济支配权，至少她们的利用结社的社交活动得到了她们儿子的支持。母亲们的结社活动既然获得儿子们的支持，那么作为社会和家庭的支柱，这些西州的男人们是否也有结社活动呢？
一件出自吐鲁番吐峪沟，现收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的文书给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Ch．5509的“《妙法莲华经》题记”，具体内容如下：
1．盖闻一乘妙理，法界传通，十二部经，金口所演。况复
2．岭真空之教，王□灭罪之文，火宅方便之言，险
3．善权之说，莫不受持顶戴，即福利无边，书
4．弘宣，还生万善。今有佛弟子比丘惠德、齐
5．欢德、赵永伯、范守□、赵众洛、范阿隆、赵愿洛、宋客、
6．洛、赵延洛、张君信、索绪子、张憧信、范历德、赵隆轨、王儁
7．刘常洛、范慈隆、赵武隆、张丰洛、张定绪、张君德、范
8．范进住、赵隆子、竹根至、刘明伯、赵恶仁、范黑眼等，敬人
9．往劫，重正法于此生，弃形命而不难，舍珍财而转
10．遂。即人人割宝□□□珍，敬写《法华》一部。其经
11．耳闻消烦荡秽，心念口诵证寂灭乐。用斯
12．愿合社七祖魂灵，觐奉世雄；见在尊长
13．灭（？）儿，自身福备，家口善兹，小果悟大，真常
14．倍加福佑。外道归正，龙鬼兴慈，有识
15．□□唅灵，俱沾圣道。⑨
这件文书中的人名，也有见于其他吐鲁番出土文书者，陈国灿先生根据赵恶仁的其他资料推测，《妙法莲华经》题记写成在唐高宗“咸亨三年前不久”⑩。文欣先生《吐鲁番新出唐代西州征钱文书与垂拱年间的西域形势》一文引用此文书，也得出相似结论（11）。咸亨三年，是公元672年，这个时间我们会证明是一个有意义的时间标志。
大约三十人左右的团体，他们共同出资抄写了一部《妙法莲华经》，在题记部分，他们署上自己的名字，一方面盛赞《妙法莲花经》的功能强大，一方面希望就此保佑大家平安，其中有“愿合社七祖魂灵，觐奉世雄”，证明这就是一个西州地方的民间结社。他们祈福的目标，从“七祖魂灵”，到“见在尊长”，到“自身”，到“家口”。或许这是一个以户主为主组建的结社。
在能够看清楚的名单中，赵姓八人，范姓七人，张姓五人，刘姓二人，索姓、竹姓、齐姓、宋姓、王姓各一人，此外还有一个比丘惠德。应该说，姓氏是相对集中的。他们或者是近邻，或者是亲戚，反正他们自愿组建了这个结社，依靠社这个集体的力量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件写经题记，发愿内容不过是保佑平安等，内容相对单一，他们的更多活动及其规定我们都无从了解。根据学者研究，唐朝前期的西州庶民，流行广义的净土信仰，其中就包括对于《妙法莲华经》的信仰（12）。如果说上文的阿婆们的聚会还不能提供具体证明，那么这件《妙法莲华经》题记，则提供了毫无疑问的证明。
二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明确属于高宗时期的只此两件，时间最晚是咸亨三年之前。就在两年以后，朝廷忽然发布了禁止民间结社的命令。高宗咸亨五年（674年）五月下达的这个命令，诏书在《册府元龟》卷六三《帝王部·发号令》二中有记载，全文如下：
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著朱紫青绿等色短小袄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蠹彝伦。自今已后，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严加禁断，勿使更然。又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除此之外，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虽于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自今已后，宜令官司严加禁断。（13）
这篇诏书要禁断僭服色和民间结社，所谓僭服色，就是僭越穿着高等级的服装，破坏了贵贱等级在服饰上的标识。而之所以禁断民间结社，是因为朝廷认为这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诏书是承认并且支持春秋二社的，但是仅仅同意“祈农”即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不同意附加其他民间互助功能。因此，诏书把春秋二社与民间结社对立起来，保护官社而禁断私社。根据“别立当宗及邑义诸色等社”中“等社”的描述，可以认为当时的民间结社实际上种类很多，但是朝廷都以丧葬互助这种结社增加了民众负担为理由，将所有的民间结社一概禁断。
唐太宗时期，这种观点就存在，御史大夫韦挺就曾向唐太宗建议取消这种丧葬互助结社，但是没有看到朝廷有类似的举动（14）。现在，唐高宗断然禁止民间结社，诏令传达到全国各地，作为西州的吐鲁番不会例外。大约跟此命令有关，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只有上文两件关于民间结社的文书，而且都是在唐高宗发布禁令之前。这不应该看作是偶然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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