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 要：自从第一个牧人出现在蒙古高原上，马具就成为牧人须臾不离身的必备之物。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对于马具的制作亦不逊于其他游牧民族。科尔沁草原上制作马具的蒙古族工匠天下闻名，至今依然有许多手工艺人继承着祖辈制作马具的传统手艺，继续着自己或专业或业余的工匠师傅活计。笔者为完成《蒙古族饰品研究》这一课题，需掌握包括马鞭在内的马具的制作材料、装饰手法、工艺流程等第一手资料。2009年8月～9月间，笔者前往蒙古高原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就蒙古族马鞭制作及装饰纹样等问题进行田野调查，考察的重点是马鞭制作的使用材料、装饰纹样及手工工艺。

　　关键词：科尔沁蒙古族；手工艺人；马鞭制作；材料；纹样；工艺

　　有别于农业耕作的游牧生活，占有一定数量的被驯化和供役使的马是其先决条件。在欧亚草原东端的蒙古高原上，马的驯化和役使究竟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但自从第一个牧人出现在蒙古高原上，包括衔镳、绳索、马鞭在内的马具，就成为牧人须臾不离身的必备之物。从早年驰骋在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丁零、鲜卑、突厥、契丹人，一直到今天依然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牧人，他们都是终年与马打交道的游牧民族。经过千百年互助共存的发展，牧人与马之间，早已建立起朋友般亲密的关系，他们荣辱与共，生死相依。从古至今，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牧人，都把马看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员。精心装扮自己心爱的马，是每个牧人乐此不疲的事情。

　　因此，包括辔头(包括络头、马衔、马鑣、笼头花和缰绳)、鞍具(包括鞍桥、鞍垫、鞍花、马镫、鞍韉、梢绳、肚带和障泥等部件)、绊索、马鞭、马汗板、套马杆在内的全套马具，随着游牧文化的发展，也或早或晚在草原上悄然勃兴。从蒙古高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游牧民族墓葬的考古发掘来看，成形马具的出现，当不晚于“西周晚期以前，有着相当浓烈的地方特点，并更多地体现了同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的联系……”。[1](37)也就是说，中国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马具的制作和使用，已经成为他们游牧生活的一部分了。从陆续出土的不同时代游牧民族的墓葬中看，马具是其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之一，不论是制作材料、装饰材料，还是款式造型、制作工艺，均不惜工本，显示出游牧文化的深深烙印。

　　在蒙古高原鄂尔多斯地区杭锦旗桃红巴拉发现的匈奴墓葬中①，出土了马衔等马具残片，较有地域特色的是还出土了马面饰，展现了当时匈奴人的马文化景观，很有那一时代游牧文化特征，且对于骏马的装饰已见端倪。另外，在蒙古高原鄂尔多斯地区的西沟畔、补洞沟、西岔沟、玉隆太②等处发掘的匈奴墓葬，在出土的随葬品中均发现有匈奴人的马具。

　　大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鲜卑人，也是游牧民族。辽宁朝阳十二台乡袁台子村发现的鲜卑人墓葬③，就有成套的精致马具出土。另外，出土马具的鲜卑人墓葬，还有辽宁朝阳北票房身村北沟8号鲜卑墓、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辽宁朝阳三合成前燕鲜卑贵族墓④等。晚于鲜卑人出现在蒙古高原上的契丹人，将马具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集于一身，制作出的马具已经展现出工艺品的味道了。这一点，从蒙古高原上发现的若干契丹人墓葬中出土的精美马具可以得到证实。1953年夏，从内蒙古赤峰大营子村发掘的辽驸马墓葬中，出土了八套完整的马具，其中六套为不同纹饰的鎏金银马具，一套为玛瑙马具，还有一套为铁饰嵌金银马具。由于常年深埋地下，锈蚀覆盖了嵌金镶银的图案。另外，从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7号辽墓、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⑤等契丹人墓葬中，均出土有制作精良的成套马具，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对于马具的制作亦不逊于其他游牧民族，198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发掘了一个元代墓葬，出土了卧鹿纹金马鞍饰一组6件，包括前鞍桥1件，后鞍桥1件，前鞍翅2件，后鞍翅2件，装饰工艺采用了浮雕锤揲，其中前鞍桥的主体装饰纹样为卧鹿纹，其余饰件的装饰纹样为花草纹⑥。2001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管区发现了一处元代墓葬，发掘整理的随葬品中也有一套镂雕金马鞍饰，为一组8件，出土时残缺不全，但根据现在的文物修复技术，可以复原。考古发掘报告显示“就其形制而言，与乌兰沟马鞍饰大同小异，而就工艺装饰而言，则大有不同”。[1](32)其实，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到的不同，主要在鞍具的装饰上，在恩格尔河元墓发掘出土的这一套金质马鞍具，其装饰工艺技术几乎是完全采用了金属的镂雕工艺，技术难度超过乌兰沟元墓出土的卧鹿纹金马鞍。而且，在前鞍桥、前鞍翅、后鞍翅等显要位置，均有宝石等镶嵌物(发掘出土时，镶嵌物已然不存)，装饰纹样有龙、凤图案……从这样奢华的装饰手法和制作工艺看，虽然时隔数百年，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这幅金鞍具在制作之初的高贵与典雅，感受到蒙古人对于骏马的热爱之情。

　　有如此之多的出土实物证据和研究成果，实在让人倍感欣喜，但欣喜之余，仍有遗憾。在蒙古高原上发现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游牧民族之墓葬无计其数，马具频频发掘出土，然而，鲜有马鞭的遗物出现。或许，是马鞭的制作材料为木头、骨头和皮子等易腐易损材料的缘故吧。稽考文献，亦记载有限，古人驱马用棍棒或鞭子，即汉文典籍文献《大戴礼》和《庄子》中称其为“筴”或《论语》中称之为“策”之物。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上，也提到“策”是“马箠”[2](196)，而这个“箠”字是“借为杖”，用途是“所以击马也”，今“鞭策”一词，从构词法上说，即“鞭”之同义复合词。清代的段玉裁分析“鞭”与“策”之区别，亦只简言鞭用革制，用以殴人，策用竹制，用以驱马。这是仅就材质、功能而言，其余如形制、工艺并未提及。笔者为完成《蒙古族饰品研究》这一课题，需掌握包括马鞭在内的马具制作的材料、装饰手法、工艺流程等第一手资料。因此，在2009年8月～9月间，笔者前往蒙古高原东部的科尔沁草原，就蒙古族马具制作问题进行田野调查，考察的重点是马鞭子的制作材料、造型款式、手工工艺及装饰纹样。

　　为什么选择蒙古高原东部的科尔沁草原作为调查地点呢?原因有二。

　　其一，蒙古科尔沁部，是以圣主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的后裔为主而形成的蒙古族部落集团。其驻牧之地，据《史集》记载，在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和海剌儿河一带，这里是蒙古民族的肇兴之地，因此显得格外重要。哈撒尔子孙众多，世代繁衍，后来逐渐分出科尔沁部、扎赉特部、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阿鲁科尔沁部、乌拉特部、和硕特部、额鲁特部、卫拉特部等诸部，都是哈撒尔后裔逐渐形成分化而成的蒙古各部，人口甚众，其文化习俗相近相同之处颇多。对蒙古科尔沁部落的马具，特别是马鞭子的制作进行田野调查，就蒙古高原上生活的蒙古人而言，比较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其二，科尔沁草原上制作马具的蒙古族工匠天下闻名，至今依然有许多手工艺人继承着祖辈制作马具的传统手工艺，继续着自己或专业或业余的工匠师傅活计。在进行田野调查前，我们课题组先制作了一批问卷，通过当地的文化部门发送给一些现存的蒙古族民间艺人，根据问卷调查反馈的结果看，至今活跃在科尔沁草原上各个旗县的马具制作工匠仍有数十人之多。下面所列表格中的10位科尔沁草原上的马具制作师傅的情况，是反馈的调查问卷中信息比较清晰的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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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艺术人类学网 2010-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