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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屈指算来，如果把1987年春季在美国杨百翰大学人文、古典和比较文学系修习《伊利亚特》作为起点，我“正式”接触荷马史诗迄今已有二十一年的漫长时间。在这二十多个春秋里，我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翻译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译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撰写了《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以及《言诗》等著作，撰写了数十篇万字以上的学术论文。但是，虽然心有“旁骛”，我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荷马的关注，让我始终魂牵梦萦的还是荷马和他的史诗。这是一个深深触动我的文学想象和思辨神经，并且始终挥之不去的荷马情结。古希腊史诗巨匠荷马或许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阿里斯托芬尊其为“神圣的”;在罗马历史学家维莱乌斯(Velleius)和普利尼(-Pulinius)的心目中，这位希腊歌手是他们仰慕的“神圣的诗人”。但丁称荷马为“诗王”(poetasoverano);文艺复兴以后，荷马的声望如日中天。用雨果的话来说，在这个耀眼的文学太阳面前，伟大的维吉尔也只能是一个陪衬他的月亮。书稿的第一章会涉及荷马身世的扑朔迷离以及发轫于古代的关于荷马史诗著作权的纷争，但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此类问题。出于对荷马的敬重，也考虑到他在西方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本人不揣浅陋，两度翻译了他的史诗。世界上不一定有第二个人做过同样的事情，但我却磕磕绊绊地做了，并且直到现在仍在结合阅读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古希腊语水平，对第二个译本进行不间断的修订。让我略感欣慰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现在我已能依据原文，对西文译著中的一些用词进行细致的甄别，提出自己的见解。荷马值得我们为他的作品殚精竭虑。然而，译事上的有限成功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喜悦。相反，它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要想在诗情、文采、历史感和知识面上跟上一位伟大诗人的步伐，自己极有必要在一些方面进行严酷的磨练，不断提升思力和学养，做好毕生从事荷马史诗研究的思想准备。上文提及的“修订”当然表明译者的责任感，但同时也说明译文的质量并非尽如人意。如果说第一次翻译荷马史诗时还多少带有一些年轻人的冲动，当我在1999至2002年间译注《奥德赛》时，以前的朦胧感觉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后记
“闭户著书多岁月”(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绿树阴浓夏日长”(高骈《山亭夏日》)。北京的春天短暂，多风的季节过后，2008年的盛夏已至。写完“后记”的最后一行文字后，我关闭电脑，略微舒展几下酸疼的腰背，行至户外，顿感空气清新，精神爽快了许多。太阳正在冉冉升起，预示着会有一个炙热的白天。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漫步在绿树成荫的小区里，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回想起十年前，大概也是在这个季节里我开始着手写作书稿的前期准备。光阴荏苒，季节变换，如今达百万字的《荷马史诗研究》已基本定稿，可谓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迎面走来两位着装整齐的女士，手里拿着一沓开发区统一发放的《入户调查表》，大概是准备用过早餐后挨家挨户地要求人们填写。喜迎奥运会的活动正在热热闹闹地进行。今年也是奥运年。能在奥运年里，确切地说，能在即将举行奥运会的七月里完成这部书稿，当然是出于巧合，但也不能不说巧得让我感到高兴。希腊人带给世界的岂止一个奥运会。在人文学科的众多领域，我们至今仍在广泛享受着他们奉献给世界的深湛的思想和精神产品。公元前776年，他们举办了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荷马应该在世，依据现存的古文献推测，那一年的前后也许正是这位被但丁誉为“诗王”的希腊天才创编《伊利亚特》的年代。站在一棵粗壮的柳树下，我的眼前仿佛依稀浮现出荷马的身影。下文将会说到，我的书是为中国人写的，但它却不仅只是属于我的同胞们。我想把它献给荷马，带着感恩的心情，也献给造就了荷马与荷马史诗的希腊人民。
研究荷马史诗没有世界眼光不行。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同行们的研究进展，书稿所涉及的某些论题也是西方荷马学者经常谈及的热点。书稿中，笔者以赞同的口吻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理应对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敬意)，尽管这么做并没有妨碍我适度展示自己有限的原创意识，针对某些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平心而论，本书稿或许并不十分缺少与国外同类成果形成对接的知识高点和学观基础。尽管如此，作为中国学者，我们的写作宗旨还是应该以我为主。
书摘
由此巧妙地暗示，即将进行的枪战不是帕里斯的强项。事实上，若非偏爱他的女神阿芙罗底忒救护，此人很可能会提前遇会死的命运，倒死在墨奈劳斯的枪下。②
全副武装后，勇士的下一步行动自然是接战敌人，开始搏杀。《伊利亚特》描述了五次这样足显英雄气概的壮举(aristeia)，分别由狄俄墨得斯(第四至六卷)、阿伽门农(第十一卷)、赫克托耳(第十五卷)、帕特罗克洛斯(第十六卷)和阿基琉斯(第十九至二十二卷)担任主角。五次壮举在细节上有所疏繁和变动，但基本上依循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模式。aristeia一般由武装赴战开始，而盾牌往往是诗人着重描述的对象。开战后，英雄奋勇出击，杀倒对方数名将领，搅乱敌阵，追击逃兵。然后，他会(或可能)在激战中受伤，祈求神明帮助，而后者经常会使他恢复体能，重新获得力量。英雄复又闯入敌阵(但也可能退而养伤)，决战中杀倒一名酋首，从而引发抢夺遗体的混战。死者的尸躯通常会被他的伙伴们抢回。首领级英雄的战绩和生死存亡，通常将决定战局的变化。狄俄墨得斯、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相继负伤后，阿开亚联军的战力受到重创。在赫克托耳的率领下，特洛伊人攻势如潮，节节胜利，几乎放火烧毁阿开亚人的海船。帕特罗克洛斯临危请战，改变了战局，把特洛伊人逼向城墙，但最终被赫克托耳所杀，使阿开亚人复又陷入困境。阿基琉斯终于出战，由此决定性地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击杀赫克托耳的战绩，预示了两支强大军队长期抗争的最后结局，即特洛伊人不可挽回的败亡。
从程式化单词和词组的使用，到程式化句子和段落以及某些相对固定的表达模式的使用，荷马史诗在程式和传统形成的套路的基础上，完成了故事内容的整合，构建起自己庞大的叙事体系，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复合，从机械重复到灵活应变的跨越。荷马史诗的构成，离不开由语言提供的程式和相对定型的表达方式的辅佐。然而，创编史诗固然离不开语言，却也需要内容。语言重要，但内容同样关键，甚至更为不可或缺。史诗语言的展开在很大的程度上依循模式，有趣的是，内容也一样。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里谈到过故事的四种类型，其实讲的就是内容，是素材的来源。这里想要补充的一点是，题材是可以重叠的，题材的下面也有“深层”。具体到荷马史诗，我们注意到，透过形形色色的事件表象，两部作品的故事“核心”都是女人，或对女人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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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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