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理解道教在唐代历次致拜君亲论争中的态度立场。早在政府颁布佛道致拜君亲之前，道团中人早已在修道生活的日常行为规范中，遵循着儒家礼教的忠与孝。但朝廷并未因此而将道教划出强制致拜君亲的行列，多次诏令将顺从的道团与反抗的僧团相提并论。这种看似对二教平等看待的态度，在佛教看来是对其教义的干涉，在道教来说却是宣布其一直以来致拜君亲行为的政治正确性，因此才有开元二十一年（733）政府“僧尼兼拜父母诏”以道士女冠为僧尼榜样。因此我们不能单凭733年之前政府若干诏令的字面表述，便判断道士女冠当时与僧尼一样也是反对致拜君亲的。道教在致拜君亲问题上的“讷于言而敏于行”，恰恰反映了道教在唐代不辩自明的国家宗教之身份认同。

事实上，唐政府这种表面平等、实际崇道抑佛的宗教政策倾向，早在唐高祖时候即已显现。唐高祖武德四年开始，道士傅奕（554－639）前后七次上疏主张废佛毁佛，本来就同情道教的唐高祖有意废佛。但在武德九年（626）四月所颁布的诏令中，高祖却宣布淘汰“诸僧尼、道士、女冠”，而且在天下诸州各留寺院、道观一所，其余全部罢废。［34］本来由道教徒发动的废佛运动，到头来却是各打五十大板，佛道二教同遭沙汰。

初唐时期，道观数量远远少于佛教寺庙，道观在全国地方州县的普及度尚未达到一州一观的规模。一直到高宗666年令天下各州置立一官立道观和佛寺，道教方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建立起全国的道观网络。［35］因此高祖626年诏令表面看似公平，但实际矛头却是指向大张旗鼓营造寺塔的佛教。［36］

道教受到国家政权如此的优待，但却屡屡在朝廷主办的“三教论衡”中败北。［37］与法琳、道宣等高僧屡屡撰写饱含宗教热情与宗教操守的护教文集以澄明教义的积极行为相比，道团在“三教论衡”这种尤其需要护教文论的论争中沉默着，无为着。正如Kristofer Schipper（施舟人）在“Purity and Strangers: Shifting Boundaries in Medieval Taoism”一文所指出的，道团在初唐数次三教论衡中的沉默，乃是道教从来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无须对中国社会与统治者辩明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没有外来宗教身份认同的危机。而且由于李氏王朝将道教尊为国教，道教在唐代已然成为国家身份的文化符号。［38］

相形之下，致拜君亲论争中的佛教，却始终在国家权力的强压之下申诉着、抗争着直至最后的屈服，于是形成了卷轶甚多的护教文字。如果说僧尼致拜君亲是外来的佛教与儒家礼教秩序的冲突与妥协，那么本土的道教在致拜君亲问题上的“讷于言而敏于行”，恰恰反映了道教在唐代不辩自明的国家宗教之身份认同。

［1］砺波护：《唐代贯彻僧尼拜君亲政策始末》，载氏著《隋唐佛教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7－95页对于日本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3章也有讨论初唐佛教界反对致拜君亲的历次运动。

［2］《隋唐佛教文化》第104页。

［3］《隋唐佛教文化》第113页。楠山春树《河上公说话の形成》，《老子传说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79年，　第171－198页一文讨论了道教河上公传说的“不敬王者论”，并以唐代几次道士女冠僧尼致拜君亲的官方诏令为例，说明初唐道团也有此思想的余绪。本文认为，道教河上公传说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道教受到佛教“不敬王者论”影响形成的，但这一义理并非道教的本来教义，接受面不广，而且在后世的道团内部的戒令与行为规范中也未见具体的执行。就此道教教义与道团宗教实践背离的情况，将另文讨论，本文暂不展开。楠山氏引用唐代诏令也有文献误读的问题，见砺波护《隋唐佛教文化》第104－105页的辨析。

［4］《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正统道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8册第237页。

［5］《无上秘要》，《正统道藏》第25册第33页。

［6］《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正统道藏》第18册第232页。

［7］道教道观常住制度的形成，据Livia Kohn, Monastic Life in Medieval Daois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一书的考证，不会早于公元5世纪。至隋末唐初，道教道观及驻观道士女冠才开始大量出现。

［8］　楠山春树《道教和儒教》一文着重讨论了道教戒律与儒教五伦之关系，载于［日］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9－70页。

［9］唐初道观的宗教生活，在Florian Reiter, The Aspirations and Standards of Taoist Priests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Wiesbaden: Harrassowitz，1999）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分析，但未注意到道士是否需向父母君王致敬的问题。

［10］《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下，《正统道藏》第24册第777页。

［11］张培锋：《宋代僧人省亲作品的省亲观念初探》一文认为佛僧归家省亲行为始于唐代，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第35－40页。道士女冠的省亲行为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

［12］1970年代以来，西方与日本学界关于《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的内容与年代有过多篇论文讨论，大致同意此书完成于7世纪中期。可参Livia Kohn, “The Date and Compilation of the Fengdao kejie, the First Handbook of Monistic Taoism”, East Asian History 13／14（1997）：91－118．

［13］《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6，《正统道藏》第24册第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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