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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的第三种个性，就是不守一隅。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经常变换生活的环境和方式。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当年离开故土，就是因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毙。因此为了活得更好，不断转换方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岭南活得不顺心，他们就干脆跑到海外去。
不拘一格的务实、不定一尊的包容、不守一隅的进取——明白了岭南文化的这几大个性，再回过头来看广东音乐，可能就会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事实上，广东音乐的现世性，正是体现了岭南千百年间淀积下来的移民精神。当时的中原移民，之所以不肯坐守一隅，冒着千难万险到岭南来找活路，就是出于对现世价值的强烈、执著追求。对他们来说，最有吸引力，最能让他们心情愉悦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冥思玄想，也是不穷途末路的绝望哀叹，而是现世的事物美好和现世人生的幸福。这样一种群体心态，无疑会深刻影响着乐曲的题材选择和创作基调。
广东音乐的平民性，是不定一尊的包容精神的体现。岭南自古没有传统意义的高门望族，等级观念远不如岭北内地浓厚，人们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卑不亢，不讲究出身，也不太重师承和来历，而是信奉平等精神。因此平民化、大众化色彩极强。对于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地没有门槛，谁都很容易进来，进来以后凭自己的本事立足。岭南好比一片阳光灿烂的沃土，最适合来自各方的种子普遍发芽，草木自由生长。岭南人甚至对“参天大树”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态，似乎担心它遮蔽了阳光，剥夺了众多草木的生长权利。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同样导致广东音乐的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特质。
至于广东音乐的开放性，则基于不拘一格的务实精神。对岭南人来说，抱残守缺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以不拘一格的心态和行动方式，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得立足之地。明白了这种思维，也就不难理解岭南音乐对于各种音乐样式和演奏器材何以会如此“放肆”地采取“拿来主义”。因为这也是岭南文化的一种精神：只有合不合用的问题，没有能不能用的问题。
魂系中华 不离根本
中国文化中的“道”,包含三个基本点，即：价值观中的尚“用”准则，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以及方法论中的尚“简”取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广东音乐无疑打上了鲜明的岭南杂交文化的烙印。不过光是弄清楚这一点，还只能解释这株音乐奇葩为何会姓“粤”，却还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地方色彩极强的乐种，何以能风靡全国，流播海外，被其他地区的广大听众所接受和欢迎？因此，还应当从中国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当中去寻找原因。
说到中国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有必要先谈谈自古以来的“道”与“器”之辨。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指本质的精神，是相对恒定的；器是具体的、实践的结果，是对本质精神的形式化，是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说由“道”与“器”两者构成的。在“器”的方面的变异，历史上有许多次，孔子就提到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从上古时期到三代以后，再到数千年后的今天，作为“器”的层面的社会观念乃至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就是基本的“道”却始终没有变，五千多年一以贯之。中国文化中的这个相对恒定的“道”，根据近年来我与谭运长君共同研究的心得，包含三个基本点，即：价值观中的尚“用”准则，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以及方法论中的尚“简”取向。
首先说尚“用”准则。由于中国文化当中不存在彼岸世界，是一种有着强烈的现世性的文化。因此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传统思想主张入世用世，在投身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这种现世性，并不是自私的功利主义，也不是混世哲学，而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进取；而由此确立起来的尚用原则，则使我们的文化崇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富于反省精神和包容精神，善于以灵活的进退应对复杂多变的外来挑战，这正是我们的民族得以保持悠长持久生命力的奥秘所在。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经过数千年的实践淀积，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文化基因。如果把广东音乐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现世性和不拘一格的开放性放在这样的大背景里，就不难发现，两者其实是完全相通的。
至于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最初是从血缘观念生发出来的。它首先从个人人性出发，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与血缘、人性最为接近的家庭、家族，家庭家族要和谐，才能生存发展，由此进一步外推到社会、国家、民族，最终理想是世界大同。儒家讲礼乐教化，讲克己复礼，讲对个人人性的某种节制。这与尚“用”原则其实是互为制约相辅相成的。在历史上，“和”作为恒定的“道”，在不同时代表现为不同的“器”(实现形式)。就国家治理而言，曾经先是“器”化为“禅让”制度，接着“器”化为“礼乐”的形式，后来更“器”化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教条，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长久而强有力的作用。以上这些理念和制度，虽然在历史上，都曾经被言之凿凿地说成是恒定不变的“道”，其实全都仅仅是“器”而已。实践证明，到了近代，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飞跃性突破的历史要求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作为服务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器”，就如同更早的“禅让”、“礼乐”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被断然抛弃了。近代以来，随着人民大众自身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中国文化中的尚“和”精神正越来越与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理念和制度这种新的“器”联系在一起。作为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广东音乐，可谓适逢其会，它所持的平民立场创作倾向，可以说是对时代潮流的一种积极的回应。而直到目前，这种潮流还方兴未艾。广东音乐能够在短短一百年左右迅速传播，飞越五岭，拨动更广大范围的民众的心弦，也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还有一个“简”字，这指的是我们文化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法论。西方文化是科学主义文化，讲的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具体的、复杂的认识，用的主要是分析的方法。我们认识世界相对来说是整体的、综合的方法，看起来是简单的，实际上是寓繁于简。比如《易经》里显示的哲学，就体现了这个“简”字；我们的汉语构成，相对就是简洁的。我们的艺术，如书法、绘画，音乐也是寓繁于简。这种方法论与我们文化精神中的其他两点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唯有简化，才易于掌握，才更实用；唯有易于理解和掌握，才能普及推广，从而有利于社会平衡与和谐。广东音乐是一种标题音乐，结构上以简驭繁。旋律优美而不复杂。乐曲结构多为短小单一的小品，很少有大型套曲。对不同的演奏场合和演奏需要有着很强的适应性。正暗合了孔子在《易·系传》里所说的：“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这一点，无疑也是它能广泛传播，普及行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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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光明日报 2010年02月25日 10:4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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