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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传说与北京人的精神生活史的关系如何？
这些传说，可不是一般的，只为了只为了说着好听，只为了娱乐。如果仅仅为了娱乐，我们娱乐的手段或者是我们能够欣赏的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多得很，可是我们为什么几百年来，始终围绕着这些基本的故事情节不断地在讲述，不断地在互相地交流。我认为它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说跟这个故事作品本身的，特有的一个文化性质有关系。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口头文学，就是现实和想象相结合。不拘泥于是不是历史事实，关键是它符合我们的一种心理，符合我们城市人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焦虑的一种心理活动。
第二点，我认为这个传说，它当然不是信史，但是我给起了个词叫"心史"，心态史。历史学家，我们的前辈有个叫顾颉刚的，在"五四"时期，他率先地就研究孟姜女的故事，而且他认为我们很多民间的传说，本身就具有史料的价值，这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没认识到的。一般的历史学家只注意考证帝王将相的政治的历史，考证那些正史里边所记载的历史，或者是依托地下考古文物的证明来证明改朝换代的历史，根本不重视老百姓在历史上有怎样的思想、情感，所以从来不认为传说是史料。顾先生是带头，第一个把传说当成史料对待的人。
第三，我想说，我们这个传说，它确实能够跟今天人的感受紧密相连，跟北京人现在的生活感受紧密相连。可能我这几句话就多了一点理性，前边都是讲故事。
祖祖辈辈在北京的，最多的就是旗人，就是满族人，以后绝大部分人都是流动性的。但是既然在北京扎根了，我们就对这个城市的精神应该有一种特有的关切。所以说我们关切北京的传说，是跟我们今天北京人的一个文化认同有关系。另外我们这个传说里边的很多忧患意识，跟我们在北京生活是有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下边再讲。
我们讲北京的传说也和其它地方的传说都是一样的，它都是有一定的流传范围的。你比如说你要是到天津，可能有人也知道点儿北京的刘伯温造哪吒城的故事。但是你要再远一点，恐怕人家都不知道了，这是正常现象，很多传说都是有范围，那么有一类传说是范围比较大的，我们称之为"民族传说"。
比方说孟姜女传说，牛郎织女传说，梁山伯祝英台传说、白蛇传传说，包括刚才我们提到鲁班传说等等，还有什么王昭君的传说等等，那都是全民族的。所以，一个民族它有共同的传说，是这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的精神武库。
那么我们北京人认同我们北京，就靠我们北京地方这个范围流传的传说。一个村子也有自己的传说，它不一定非得让外村人知道，但是你外村人进来以后或者说你外地客人来了，他会给你讲。而且正是因为有这样人员的互相的往来，地方传说才越发有它的魅力。
一定意义上说，虽然传说在一定的地域范围流行，可是它恰好是一个地方和其它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员交往的一个结果，它才会有这样的传说。这是关于传说，它的认同的一个基本道理。
传说中有很多比较怪的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有"苦海幽州"这个说法？刘伯温跟姚广孝敢于到苦海幽州来，别的人不敢来。说明这地方不是那么容易治理的，何况还要建一个北京城。
有传说，说这个苦海幽州啊，为什么叫苦海幽州？说这里是泥锅做饭、斗量薪柴、人吃血米的地方。
什么叫泥锅做饭？就是砂锅做饭，南方人不用砂锅做饭。什么叫斗量薪柴？指用筐来盛煤。南方人不理解，他们习惯用柴禾当然料，一捆一捆的。
另外，南方人说咱们人吃血米。"哎哟！他们这米不是白色的，红色的。"那当然是红色的，高粱米。
这个情节，多少地凸显了苦海幽州这个符号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建城事业是在一块艰难的土地上完成的。
许多传说还说明了北京的历史，它是多种文化交流的、碰撞的历史，也是南方人、北方人，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
北京的建城历史为什么不从元大都说，而要从明代说？我认为有这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永乐迁都，原先是臣子戍边，现在改为天子戍边。皇帝离前线很近，这样就再次稳定了农耕文明的疆域，同时也大大地激扬了中原和南方文化的底气。
大家知道在元代的时候，南方人是第四等人，文化底气不足。现在沈万三这南方的巨富都跑到北京来了，在传说里边，给人感觉又再一次有了一种南方人的话语权。
第二，元朝初年，刘秉忠协助忽必烈建大都，最后他终于都被移用到刘伯温身上。这种移植可能出于一种观点，就是只有中原人或者说原来的非蒙古人那样的农耕民族，才是主体民族。
第三点，我觉得这个传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的确跟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很大的关系。"辛亥革命"是跟"戊戌维新"的思想在激烈地争论中来鼓动起革命风潮的，其中革命党人也不乏要利用一下这个古老传说的某种宣传作用。
我很关心这些传说中“高亮赶水”。高亮赶水，一个关于水的故事情节。我觉得这个寓意有特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建城的时候，最要害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水的问题。
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在元大都的时候，城市人口多达九十三万两千人，就是元大都里边。你要想想，这里边有很多所谓仓库什么的等等，仓库里边还不能住人。像现在什么西什库，现在都成了居民区了，过去都不是能住人的地方。你就想想它的人口密度还是相当大的。到了明代已经达到了九十六万人。那显然用水量是极大的，所以对水的需求是我们市民普遍的一个焦虑、关切的问题。
当然民国，北京人口就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一万三千人，这些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货物都得从外地运来。所谓"市肆贸迁皆四方之货，奔走涉利皆五方之人。"所以将建城英雄与赶水英雄的想象结合起来，认为是同样重要的，我觉得这是北京人切身的感受，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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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年02月03日 10:0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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