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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有助于理解当前困扰人们的那些农村问题的实质。曹锦清写道：
“为了理解，调查者的思维必须‘撤离’调查现场。一是逆流而上，进入历史，在一个历史长时段中去审度经验事实，在表面的观念与制度变化中发现其稳定的因素。二是自下而上，形成理论分析框架，对各类经验事实进行整体分析”[246页]。
抽象地看，这话是不错的，不过，具体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因为对历史的过份偏爱，历史不仅提供了理解农村的启示，而且在很多时候是提供了解决农村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在每个调查的片断中，作者即引历史作为答案终结了讨论，这就大大妨碍了作者从完整的农村调查本身来获取答案的能力，农村调查成为研究的边缘，成为作者对中国历史思考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历史成为作者对农村整体思考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作者是从历史来看农村现实，而不是从农村现实来看历史资料，历史资料过快地为农村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农村研究本身的整体性消失了。农村调查与经验成为历史的碎片。这就化解了农村实证研究的价值。
第三、《黄河边的中国》也十分关注哲学层面的思考。比如书中不下10处谈到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特点，并为中国农民不善于合作而气馁。作者一再在谈到农民特别是农民的合作能力时，引用马克思关于小农的理解，认为：
“小农将自己最大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这个凌驾其上的皇权，希望从上面撒下‘雨露与阳光’。因此，要考察中国乡村地方政治的变革过程，重点在于考察农民自我代表意识与能力的发育过程”[75页]。
在作者贯穿全书的对农民合作能力的讨论中，农民不再是实证研究的农民，而迅即被提升到含有强烈理论色彩的“小农”上去了，这样，就将农民当下的具体的合作能力问题，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关于小农的理论问题，将一个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变成了哲学式的抽象思考。
而所有这些指向农村之外的大理论思考，都是与作者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相联系的。走马观花的调查使作者难以从农村社会本身的脉络与内在逻辑来理解调查中遇到的诸如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改革等问题，而大理论式的思考，将农村问题本身的发展脉络切割成为碎片，也使作者失去了从农村内部理解调查中遇到的深受震动的问题的可能。走马观花和深受震动的农村调查，给作者提出了急切地进行理论思考的方位。问题是，让作者深受震动的事实如此明显，以至于所有到过农村甚至未到过农村的学者都可以感受到这些问题并进行思考。查诸关于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改革的文献，难道不正是百年来学界关心的焦点话题吗？远如马克思说农民是一袋马铃薯的著名观点和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农民缺乏合作协商传统的讨论，近如近年来政学两界津津乐道的村民自治和乡村选举。除了更为详细的农村报道外，《黄河边的中国》的学术贡献在哪里？
二、《黄河边的中国》的悖论
《黄河边的中国》试图通过对农村长期而深入的调查，来提供一个“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视角。表面上看，书中提供了大量关于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政治社会运作现状的一手调查材料，调查的时间长，地域广且深入到一家一户算农户收支，看住宅结构这样的细节上了。这些大量而细致的农村调查资料，当然应该让作者有了“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基础。作者在调查与写作中，也尽可能地避免农村应该民主，农民应该自由，农业应该发展等等之类的价值评论。但是，因为作者走马观花调查本身的原因，《黄河边的中国》不能算是一部真正做到了“从下往上看”和“从内向外看”的著作，而仍然是一部“从上往下看”和“从外向内看”的著作。
依曹锦清先生自己的说法，所谓“从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译语”是指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范畴，“官语”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行政系统。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内外”和“上下”进行解释。与“外”和“上”相对应的“内”和“下”，实际上就是指农村本身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而“外”和“上”则是指相对于农村本身逻辑的理论范畴和政策要求。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进行把握，农村研究的目的，就是理解当前农村本身的运作逻辑，特别是对于如中国如此庞大的既具有强大历史传统，又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研究，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进入到农村社会内部这个“下和内”的结合点上去，才有可能搞清楚当前处于转型期农村社会的内在逻辑。而那些不深入到中国农村本身，而在农村以外，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范畴或国家现代化需要的“应该”立场来看农村，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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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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