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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在《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田野工作的一个技术要求是坚持做详细的笔记。马林诺斯基认为，民族志日记应该系统地贯穿于考察的整个过程中。要记录土著的行动，也要记录土著的观点、意见和说法。要记录常态，也要记录特例。既要记录直接的所见所闻，也要记录模式化的思想行为，还要做图表、纲目。他甚至提到特别微妙的经验之谈：在村子里发现某些琐碎的事件，人们进食、交谈、干活的特别方式等，反复出现，就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在一进入社区考察时，就尽早地记录各种印象，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某些微妙的特征在新奇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旦习以为常就会被忽视。
田野笔记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保证研究者诚实、客观的职业伦理问题，所以后来特别受到专业教育的重视。马林诺斯基特别强调了民族志的可信性所赖以建立的真诚性和透明性：每个人在田野工作中所采取的方法或有不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你都有必要向读者交待清楚。马林诺斯基把这界定为方法上的真诚问题。举物理学这样比较严格的科学来说，科学家在撰写实验报告时都会对全部实验安排做出详细描述，都会对所使用的仪器、进行测量的方式、观测数据、观测所花时间的长度、每次测量得到的近似数等做确切说明。对于民族志，这类数据的坦诚说明或许更为必要，但不幸的是，以前这类说明根本不够。在已有的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中，没有专门的章节或段落向我们介绍，作者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观测、搜集信息的。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些材料是由直接观察得来的，哪些是由土著人讲述的，哪些是作者基于他的一般常识与心理领悟而推论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作者。反过来说，如果作者要我们相信他的著作，他就有义务让他的研究过程与方法对读者透明化。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3-16 10:47:3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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