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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门重编的倾向
《论语》另一度较成规模的编集成书，是在曾参(前505—前432年)身后，此时已进入战国(前475—前221年)四十年以上。明显的证据，是《泰伯篇》有两章记曾子病危。其一记曾子召门弟子“启予足，启予手”，说自己一辈子如《诗》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就可以免掉这些了。其二是孟敬子问疾，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记曾子临终遗言，而且所述曾参的十几条绝大多数皆以“曾子”称之，非曾子门弟子难有如此手笔。而且曾子属于孔门弟子中最年少的一批，又享高寿，他死时恐怕同门学友均已凋零。再传弟子中，曾门居鲁，子夏老年讲学魏之西河，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吴起师事之，他人再传，也多散处列国。何况曾门有孔子之孙子思，重修《论语》，厘定学统，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对此，唐代柳宗元《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而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11]
柳文所以明指乐正子春，是缘于《礼记·檀弓上》记述曾子病笃，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曾子的两个儿子在场：“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12]因童子提醒所寝的竹席是华丽光泽的大夫席，曾子不愿越礼而换席(箦)，这就留下了“曾子之死不忘易箦，子路之死不忘结缨”的守礼佳话。《论语》中的曾子临终遗言，也只能是守护在身旁的乐正子春所录。乐正子春以孝驰名，《韩非子·说林下》又强调他的信：“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13]如此讲究诚信的人编集《论语》，是可以增加材料的可靠性的。至于曾门弟子中特别提取子思，一方面他是孔子之孙，另一方面他是思孟学派的开宗者，可以强化《论语》纯正的道统地位。
由于曾门弟子二度编纂，《论语》中曾子地位明显提升。人们对“参也鲁”不再强调，或作另解，反而觉得他是孔子之道的真正的体悟者和实践者。《里仁篇》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何谓恕?《卫灵公篇》说：“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篇又说：“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对于孔子的恕道、道以一贯这类根本性的命题，子贡是问而后知，曾子是未问而悟，他们对于孔子之道的契合境界是有微妙的先觉、后觉之别的。《论语》材料来自多源，异时异人提供了异异同同之说，是需要相互比较，参悟其细微的差异，辨析其弦外之音的，这是至关重要的读《论语》法。“恕”既如此，至于“忠”，著名的曾子三省，首列“为人谋而不忠乎”。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这种“为人谋”的忠之含义，就是子贡问仁时孔子所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即凭曾子对忠恕之道的把握，以及一日三省的修养之道的提倡，他在孔门诸贤中已堪称特出。更何况他还言孝，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尤其是他倡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这简直可以当作曾子担当孔子之道的承传重任的誓言去解读。
孔子喜欢以登堂入室的弟子随侍言志论学，这类记述常在师弟的比较之间显示精神境界的高下。比如《公冶长篇》记“颜渊季路侍”，是站着说话的。孔子让他们“各言尔志”，子路抢先发言，气派豪爽：“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回则比较低调：“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又追问孔子之志，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们之间品格的躁静、胸襟的宽窄，也就相互衬托出来了。《先进篇》记述“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各弟子有不同的性情风度，又传达了过刚易折的批评。但是，所有这些随侍记述，都不及《先进篇》记“子路、曾皙(名点，曾参之父)、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言其志”来得精彩。这里的侍坐比起前述的侍立、侍侧待遇更高，而且曾点还有在一边鼓瑟的特殊待遇，大家讲完后还专门留下曾点与孔子一道进行评议，这些地方都不妨看作是经过曾门弟子精心点染的。轮流言志之时，子路还是急躁，他治国尚武，冉有治国足民，公孙华情愿当个执礼的小相，随之画龙点晴的一笔，是曾点铿然止瑟，起而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论语》中最具旷野清新气息的话语，它重返被过多的人伦礼节淡忘了的自然意识和自我趣味，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卷五述曾姓渊源：“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鄫，春秋时为莒所灭。鄫太子巫仕鲁，去邑为曾，见《世本》。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参，父子并为仲尼弟子。”清代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一一六，对此又有考辩：“汪(琬)氏云：鄫无后，而以莒之子为后。鄫未尝无后也，《公羊传》明言鄫世子巫，是鄫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鄫更娶后夫人于莒而无子，有女还于莒为夫人，生公子。鄫子爱后夫人，故立其外孙。据此则鄫已立世子巫，后舍巫而立外孙也。”[14]据此可知，曾点出自夏朝姒姓，祖上封于边远的鄫国，与东夷莒女通婚，国亡后迁居鲁国边远城邑南武城。他春浴咏归的潇洒是带点边地夷风，又带点破落贵族的雅趣的。他这种风度与其说是孔子传授给他，不如说是他感动了孔子，这可看作是曾门精心撰写的一则“家族神话”。可以说，孔子“吾与点”之叹，与曾子“道一贯”之悟，是曾子门人重编《论语》的两个亮点。
曾门弟子重编《论语》的原则，除了强化曾子的道统地位之外，对于已有的或其他来源的材料，大体上采取兼容的态度。前述孔子初殁、弟子守服时汇总的材料，既然出自前辈之手，又经数十年的流布，按理不宜过分删改，不然《论语》中人物称呼也不致如此杂乱。有子材料的情形，亦复如此。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弟子为孔子居服后的“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灌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15]子夏、子张、子游的年龄与曾子相仿佛，都是孔门有影响力的人物，尽管曾子以为不可以有若比拟孔子，但并不能制止同门以子称之。甚至后成定本中的《论语》首篇《学而篇》，首章记孔子言，次章记有子言，位置甚为显著，大概也是那时留下的痕迹。而且这已足以表明有子并非等闲之辈，留言三章，章章皆有精蕴，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二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篇》)；三是对鲁哀公问，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篇》)。然而，有若虽有光亮，终不过是孔门的一颗彗星。随着曾门渐成强势，《论语》重修后的曾子条目已是有子的三四倍。这就牵出了一条曾子→子思→孟子→宋儒的道统路线。《论语》的两次重大编修，实际上暗含着儒门的汉学和宋学的源头，这也是《论语》博大而纷杂的原因所在。
零星编录
种种迹象表明，在孔子亡故到曾子亡故的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除了前述两次重大的《论语》材料编集之外，还可能存在若干次零星的材料录入。这些零星录入也不可忽视，一些材料往往因其精彩而久传远播，令人难以割舍。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除了迄今所见最早的《老子》摘抄三种之外，还有一批与曾门子思一派相关，甚至是已轶的《汉书·艺文志》所谓《子思子》二十三篇的简书残编。随同出土的散简有编为《语丛》者，其中可辨出书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毋意，毋固，毋我，毋必”诸简[16]。这些文字分别见于《论语》的《述而篇》、《子罕篇》，并且认定它们记述着孔子言行，在前面加上“子曰”或“子绝四(孔子戒绝之四事)”。这种情形表明，一些材料久经口传而被记录，最后经过认定，加上人物背景的说明而转录入《论语》。没有录入的，就失散，或被他书吸收了。由于存在过口传到笔录的过程，笔录中也不可避免余留着口传的某些痕迹。从上面所引的两句简文来看，第一句使用排比法，第二句使用数字法，这都便于记诵，便于格言化，便于口传耳受而入心记忆。《论语》未失口传耳受之风，因而这两类修辞法比比皆是。排比法有“正排比”，有“反排比”。正排比之句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篇》)，“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篇》)，可以通为肯定句，也可以通为否定句，句数二、三、四句不拘。反排比则一般为两句，或词义相反，或句式(一肯定、一否定)相反，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排比句式以孔子自语者甚多，说明它们可以脱离具体情境流行，具有相当的普泛性，也便于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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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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