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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者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和淡出。到了春秋时期，随着书写记录手段的发展，瞽者在渐渐失去了他们自身背诵优势的同时，也渐渐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也就是必然的了。可以说瞽者的存在是以物质文明的不发达、书写记录程度落后为前提的，这或者可解释《左传》中为何很少有瞽者备问的记录。这时的瞽者不单讽诵的功能在退化，连其音乐的职能也在渐渐地被剥夺。到了战国时期，即使是作为乐师的瞽者也不复见其踪迹了。
四、历史的口传与《左传》成书的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瞽史的说法并不确切，瞽史口传的传统也不存在，至少对于《左传》而言，瞽史口传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后人的一种玄想。当然，就一般的历史发展来看，在中国上古时期，也的确出现和存在口传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两种类型，一是原始的口耳传事，二是早期学术的传承。前者或同瞽史有关，但这种类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很快地便消失了。阎步克先生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主要是由乐师来完成的。［3］（p．92）我们以为，这种观点用于早期的先民时期，或许是一种事实，但是，用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则并不成立，因为此时的乐师和史官是明显分离的，而且前者的地位在日渐衰微。
就学术而言，在春秋战国之际又有了另一种口耳相传的可能，其契机就是周末的“礼崩乐坏，官学失守，私学兴盛”。知识从此走下贵族的神坛，散落民间，传播的方式就是学者的口耳相传。大抵从孔子之后，下至墨子、庄子，乃至于孟子、荀子等，无不开门讲学，门徒动辄成百上千，这样就在民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系统，但这并不能说明口传仍然是这个时期学术知识传播的主体。事实上，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的材料，足以证明在先秦时代将学术观念诉诸文字，也是很普遍的一种事实［6］（p．273）。另外，《左传》中还明确记载了各国官藏史书的情况，如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大史氏。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2年），“左史倚相趋过，（楚）王曰：是良史也。”均表明文本故事在先秦时期存在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文字的记录的保存者不是瞽者，而是史官，如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
我们以为，《左传》的成书，并不是出于口传，而是在参考了大量文字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左传》中大量的外交辞令，很明显就是文本化的，只能是对原始资料的借用。而且从《左传》的传播来看，我们也可以知道，该书在很早就已经有书本形式的流传。班固称《左传》记录事实，《公羊》等其他四传才是口传的（《汉书·艺文志》）。唐啖助认为：
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
从经典传授的角度来说，上述说法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并不准确。比如，《左传》在何时成书？成书到底又如何来定位？是整体的流通还是局部的流传？啖助推测《左传》的成书时间在汉代，我们以为时间还应该前推。
《左传》中有没有参阅口传的内容？我们以为，是有这样可能的。一般来说，口传说可以是包括瞽者口传，也可以是明眼人的口传，但是在文字繁荣的时代，后者的口传可能性就很小了。美国学者洛德在论述口传史诗时以为，口传和书面可以并行不悖［7］（p．194）。他还探讨了口传史诗的衰微原因，认为口传史诗的衰微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一定是因为文本的流传，口头传承的死亡并非在书写被采用之时，而是在出版的歌本流传于歌手中间之时。洛德的上述观点只能供我们参考，因为他是就史诗这种特殊的文学体例来说的，与我们此处所讨论的历史叙述还有很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 徐中舒．左传选［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4］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M］．成都：巴蜀出版社1988．
［5］ 杨华．先秦礼乐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6］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
［7］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原文刊于《北方论丛》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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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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