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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材料中，师旷虽然直接论政，但是他的身份很特殊。《楚辞章句》云：“师旷，圣人，字子野，生而无目而善听，晋主乐太师。”《经典释文》引《史记》注云：“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淮南子·主术篇》、《文子·精诚篇》俱云：“师旷瞽而为太宰。”师旷身为太宰，干政议事本就是分内之事，因此他不足以作为瞽史均干预政治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中所记叙的人物，无论大小都能干政议政，即便是妇女、仆竖、巫医也不例外。如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晋之膳宰屠朋谏晋侯：
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朋趋入，请佐公使尊，许之。而遂酌以饮工，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肱股。肱股或亏，何痛如之？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辟辟叔，……公说，彻酒。
医生论政也不乏其例，如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探视，医和曰：
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缺，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盂曰：良医也。
女子论政的例子就更多，她们很多是无名的，如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齐师大败：
齐侯见保者，曰：“免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
在民众议政十分普遍的背景下，即便出现一些乐师议政的现象，我们以为也是风气使然，不足以作为特例，不能将之视为乐师的职业。《左传》中的乐师们虽然也偶尔议政，却不见他们记录和传播历史。只有史官，他们不单记录历史，而且还是各国王侯的重要参谋。如：
鲁李武子曰：“晋未可偷也。……有史赵、师况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偷乎？勉事之而后可。”（襄公三十年）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十三年）
左史倚相趋过，（楚）王曰：“是良史也。”（昭公十二年）
秋，龙见于绎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昭公十九年）
从上列所引来看，几乎列国都有供王侯咨询的史官，而且史官的地位很重要，远非乐师或瞽矇可比。如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史官直接关系到国家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们赞同所谓的“瞽史”应该是二而不是一，即“瞽史”是包含了“瞽”、“史”两类人，而并非存在一个“瞽史”的职位。顾颉刚认为：“《周语下》：单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焉知天道，实为‘史’之事，瞽、史常联用故也。”［4］（p．90）顾先生看到了“瞽史”是两类的组合，但却将两者等同：“可见《诗》、《书》二者无绝对之分别，故瞽与史亦无严格之分别。”［4］（p．92）阎步克虽然看到了两者的差异，但却认为不必过分拘泥，所持理由和顾颉刚类似。［3］（p．92）他们都抬高了“瞽”的地位，坚持“瞽”能传诵“史”的观点，因此将两者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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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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