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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
“申遗”成功难以扭转根本性困境
粤剧“申遗”成功消息一夜传遍大江南北，闻者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粤剧界并没被“一片光明”的天真幻想所笼罩，相反“泼冷水”的警醒之声频繁响彻耳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省内粤剧名家直言不讳地称，“申遗”成功的确有利于提升知名度、形象宣传和争取更多资助，但并不能根本性地扭转目前粤剧面临的困境。“人才青黄不接，技艺濒临失传，代表剧目陈旧，观众缺乏兴致。这些‘要害’招招致命，光凭‘申遗’成功就能解决吗?切不可盲目乐观!”
对于任何一门艺术来说，人才症结好比心腹大患。红线女在多个场合发出“全省主要粤剧团没有一个专职编剧!”的疾呼，言犹在耳；汪明荃接受采访时，同样一脸愁云：“编剧、导演、音乐、舞美……各方人才都少得可怜!”当原广东粤剧院院长梅晓为老一辈名伶相继过世而惋惜时，香港资深粤剧研究者叶世雄坦率预言，深受商业文明浸染的香港粤剧，前途并不明朗，“最大的隐忧在年轻一辈中有卖座力的演员太少，”很难找到既能引领风潮、又能倾倒众生的“偶像”。虽然粤港梨园行地处两方，但相通的却是对挽救粤剧的急迫之心和对现实窘境的深沉感叹。
“粤剧‘申遗’成功，只是在保护和弘扬粤剧文化遗产工作中迈出了一小步。”这是所有受访人士的共识。一时的兴奋远远不能取代漫长而琐碎的文化复兴工程。记者获悉，从2009年11月至明年年底，粤港澳三地将举行名剧精华放映展演、粤剧专题展览、大型粤剧晚会、播放粤剧“申遗”宣传纪录片、举办“粤剧日”和弘扬粤剧文化座谈会等活动，总计多达数十项。在未来10年内，粤港澳三地还将在资源抢救、研究出版、培训演出、政策法规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包括制定粤剧遗产保护法规、设立“粤剧保护和发展”政府专项基金等。
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等人士注意到，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解除了各国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次只能申报一项”的限制，今年包括粤剧在内，中国猛增22项“世遗”项目。随着文化遗产数目急剧膨胀，“世遗”头衔的“分量”会不会“掉价”、“缩水”?
“‘非遗’是光荣，也是责任，绝不是炫耀和炒作的噱头。保持一颗平常心，踏踏实实地做事即可。”著名粤剧演员欧凯明的态度很淡定。
互补
“求同存异”克服三地文化差异
除了持续一年多的庆祝粤剧“申遗”成功系列活动外，粤港澳三方还针对本地粤剧发展现状，提出了一套传递粤剧“香火”的未来构想：香港偏重“保育”，特别是酬神赛会上演的“神功戏”，延续了上世纪50、60年代粤剧表演的程式，是香港本土粤剧繁衍至今的重要一脉；澳门偏重“民间”，如何保持民间社团自然生长的活跃度，在其规划中居于突出位置；而在广东，省市“大班”不约而同地将“创新”二字放在首位。
“对于这种艺术理念上的分野，我们身在一线，是有切身体会的。”广东粤剧艺术大剧院院长、著名粤剧演员丁凡告诉记者，三地文化土壤、体制、形态包括受众群体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艺术发展目标的不同。“举个例子，在香港演一晚粤剧你知道要演多久吗?4个小时!这是当地的惯例，观众以老戏迷居多。在广州，年轻人是我们极力开掘和争取的欣赏群体，传统粤剧节奏太慢，不改怎么行?2个半小时都嫌长!”
在一些香港粤剧界人士看来，广东的同行们之所以能集中各种优势资源，以高素质的制作水准践行“创新”，很大程度上与专业院团体制有关。而在香港，粤剧从业主体大多是私人戏班，组织松散，人才、资金都不可同日而语，靠市场规律优胜劣汰，为求生存无暇他顾。香港资深粤剧评论家叶世雄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议借鉴内地经验，成立一个由政府资助的香港粤剧团，以提升粤剧演出水平，但至今也不是人人同意，这与本地戏行担心因政府的介入导致市场失衡不无关系。
汪明荃接受采访时提到，两地文化政策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也可视为彼此取长补短之处。“在很多方面，广东都做得很好，比如你们有专门的粤剧学校，有粤剧博物馆；香港的优势主要是粤剧传统在沿袭过程中受到的干扰较少，几乎没有中断过，保存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比较多。”香港民政事务局一位官员也表示，粤剧“申遗”成功，对三地联手探索互补之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平台。例如香港八和会馆多年倡导建设粤剧学校一事，一直因港岛师资、生源及学生就业前景所限而被搁置，但香港文化艺术基金会与广东粤剧学校联合举办的“粤剧艺术研修班”，反响很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活动举行期间，香港八和会馆对外发布了一份申明，恳请三地文化部门尽快召集联席会议，研究各自粤剧文化特质的异同，找出共同目标，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同磋商“申遗”成功的后续工作，明确传承和发扬粤剧艺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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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200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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