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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民俗的夕阳
解放后，嘉兴寺、夕照寺、三圣庵、法源寺等5家寺庙改成殡仪馆，最多只能停灵7天，有了“官价”，业务大幅滑坡。那时，大的白事没人敢搞了，最多请几个和尚念个经，晚上烧点纸，所谓“八个人一杆尺，五个和尚一堆纸”，当时富人都跑了，北京城消费得起的人也不多了。老北京民俗不敢搞了，杠房、纸活、棚匠、吹鼓手、轿房等行业也渐渐消失。后来嘉兴寺成了塑料纽扣厂，古建被拆后，嘉兴寺从此消失。
生活窘迫的泰斗
解放前我学习民俗，和高阔亭在一起，也赚点儿钱。1952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在小学教书，以后到中学当音乐教师。1960年被劳改，到了兴凯湖；1985年被平反，回了北京。幸亏当时我被劳改了，不然很难过“文革”这一关。回京后找工作不容易，最后在东岳庙当“特别顾问”，每月1200元，我写了13本北京民俗方面的书，每本能赚个1万多元，现在退休金每月也就800多元。因为我得了一次中耳炎，治疗不及时便渐渐失聪了。
当年万民送葬孙中山时，前门箭楼搭起的彩牌楼。
研究民俗就是研究民意
老北京民俗，主要是红白喜事，曾有一段时间，它们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被严格控制。搞得今天“有婚无礼，有殡无仪”，其实今天大家也没少花钱，但搞得太简单、太不庄重了。人类注重礼仪，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过去确实有些迷信的东西，包括铺张浪费这不好，但不能绝对化，完全取缔，这也不对。
传统中，坏的东西确实应该去掉，但红白喜事算不上坏事，没必要取缔它。在民俗方面，过去有的事搞极端了。
今天，社会进步了，人们越来越能感到保护民俗的重要性。什么是民俗？民俗就是民意最核心的部分，它反映了人民所向往的东西，研究民俗不是研究玩意儿，而是研究社会。(陈辉/文 晨报记者 柴春霞/摄)
■常人春
1933年10月出生在北京，满族。青年时代即潜心钻研北京史地民俗，对以北京为主的中国北方民间岁时节年、婚丧嫁娶、庙会集市、宗教信仰、戏曲杂技等无不精通，被誉为“北京通”。十多年来，曾先后在北京各大报刊发表论文、纪事、文史资料一百多篇。出版的著作有《老北京的风俗》、《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等13本，多部著作获奖，常先生被认为是北京民俗最后一位泰斗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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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晨报 2009-12-0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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