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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所述仅是我们从理论角度所推导出的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研究间的理想关系，实际状况却远非如此。本人认为，就实际状况看，非遗保护不仅未能给民俗学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反而妨碍了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这种妨碍或损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自从本世纪之初刮起非遗保护的旋风之后，一直因为属于小学科而从业人员不多的民俗学界突然热闹起来，从北京到地方，几乎各地都冒出了一批“民俗学家”，原来文学的、历史的、语言的或其他专业的不少从业人员突然转行，做起了“民俗”，特别是各地的艺术研究部门竟阴差阳错成了这次非遗保护运动的主管部门，那么，不少搞艺术研究的也就很快成了“民俗学家”或“非遗专家”。直到今天，民俗学科还是一个冷学科，全国大部分高校都没有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教研室，一些高校甚至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教师，在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也鲜有独立的民俗学研究机构，该专业的硕士、博士培养，也往往是挂靠在其他专业名下。就这种情况看，这么多人涌入民俗学队伍，显然并非是看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前景。其实不用哪个说破，大家也都清楚，这些民俗学界的“新人”都是奔着非遗保护来的。由于有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参与非遗保护已经成为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不仅容易得到经费资助，而且如果善于忽悠，还能做到“报纸上有名，电台上有声，电视上有影”，很快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不少人聚集到民俗学的旗子之下来了，施爱东说：“民俗学只是一个大招牌。这块招牌之下，只要是逛过几次庙会、吃过几个粽子、在丽江古城拍过两张照片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民俗专家’。……民俗学慢慢地变得像是一个‘学术集市’。在这个集市上，什么都能卖，但大多数都是地摊货。”［5］正如施博士所言，原来的民俗学研究队伍虽小，但还算得上精干，而今人多了，反倒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大家都知道人多并不等于战斗力就强，基于这个道理，本人认为，在非遗保护的影响下，民俗学从业人员队伍的扩大，无益于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同时，因为水货太多，还降低了民俗学界的声誉。
如前所述，民俗学研究属于形而上，非遗保护属于形而下，二者之间是“道”与“器”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是我们从理论角度推导出的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研究间的理想关系。而在现实中却远非如此。前不久，本人看到某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访谈对象同时有两位，一位是某市一文化部门的局座，正在为当地申请一非遗保护项目奔走；另一位是其邀来的某高等学府的民俗学者。但见电视上这位局座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大谈某传说源于他家乡的某市，并云传说中人物的籍贯在某县某乡某村，而那位民俗学者明显想纠正一下他说的不妥的地方，但却难以插上一言半语。就这位地方申遗者来讲，路费是他拿的，关节是他打通的，你跟着在电视上露露脸就已经占了很大便宜，本是让你来做个陪衬，莫非你还真的要指手画脚？！也有个别民俗学者还在试图维护学术尊严，这些学者在地方申遗者们那里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人。曾有某地的一位申遗组织者对我抱怨北京的某位民俗学者，说：千里迢迢把他请来，管吃管喝，想让他说些“管用”的话，结果在给分管文化的副市长汇报时，“说的净些不着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由理论所推导出的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研究间“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完全倒置了过来，不是民俗学者指导别人，而是民俗学者被别人指导，被别人安排应该说什么，怎么说。如果不听招呼，人家就会说你“不识相”。基于曾经有过的经验，本人以为我们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推想，一些参加非遗保护的民俗学者在某些场合说什么，怎么说，并不仅是从民俗学理论出发，而是常常取决于堆在自家阳台上由各地送来的土特产。民俗学者往往被地方申遗者视为争夺文化资源，谋求地方利益的工具，成为一些地方的公关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非遗专家或民俗学者往往言不由衷，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在非遗保护中发挥理论指导的作用吗？
前边我们讲过，民俗理论研究的对象虽然与非遗保护的对象基本契合，但非遗保护只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方面，然而，正如前述王文宝在《让民俗学更加发展壮大》一文所批评的，由于目前的社会导向，一些人竟把非遗保护看做了民俗研究的全部，甚至于提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民俗学”的荒谬之说；再者，各地的申遗工作搞得“热火朝天”，一些民俗学家席不暇暖，在忙于四处奔走的情况下根本无暇考虑民俗学科的发展、建设问题，更无暇考虑进一步深化民俗学理论的问题；其次，在一些人看来，对于非遗的保护和抢救来讲，理论探索并不如何重要，重要的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他们考虑的仅仅是如何抢救与如何保护的问题，因而放弃了对民俗学深层次理论问题的研究或思考。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当前形势下，民俗学理论研究的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明显下降。一些学者因为被“抢救与保护”的观念所囿，执着于“本真”或“原生态”，其观点的执拗与偏执已经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譬如有不止一个民俗学者发文指出民间在过春节时把“福”字倒贴是“假民俗”，其实，这种观点根本无须上升到民俗学理论的层面去反驳，仅从世俗人情的角度看，就很难让人苟同。十三亿中国人中倒贴“福”字的至少也有一半以上，怎么就成了“假民俗”了？老百姓过年贴个“春”、“福”字也要你专家来指导？你是吃饱撑得，还是有意要给老百姓添堵？！更有学者发文于《光明日报》云：“宁可发展慢一点，也不要因为片面强调速度而牺牲掉非物质文化资源。”［6］作者有这样的观点更是让人诧异莫名！“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国人尽知的道理，到了民俗学或非遗专家这里，观点怎么就这么另类了呢？没有国力，就无法捍卫主权（包括文化主权），中国目前尚有几百万件文物流失海外，流失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当初的落后或发展太慢；再者，非遗保护需要投入，这也依赖于发展。据说，从1955年起，日本政府就开始在全国不定期的选拔认定“人间国宝”，将那些大师级的艺人、工匠，经严格遴选确认后，由国家保护起来，国家每年给他们200万日元（约14万人民币）的特别扶助金，用以磨炼技艺，培养传人，目前，经日本文部省认定的“人间国宝”已累计360位；韩国在非遗保护上也有很大资金投入，国家对于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百分之百的经费保障，即使是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也给予百分之五十的经费保障［7］。可见，非遗保护需要经济投入，国家发展了，非遗保护才有物质保证，发展对于非遗保护而言同样是“硬道理”！怎么能说可以“发展慢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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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陈金文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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