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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狂称自己的研究范围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但这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史，因为那也是父亲王光辉坎坷
命运的一部分。曾就读于武汉“中华大学”的父亲本是造纸商人家的少爷，受抗日热潮的鼓舞考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军校”）15期，远征滇缅战场时成为孙立人将军麾下（新一军）的一名连长。
1952年，王明珂出生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并在这里一直度过20岁之前的时光。几乎是在父亲的挫折和父母成天的吵架声中度过贫穷而压抑的童年。为暂时忘却家庭烦恼，王明珂高中时曾在眷村子弟组织的“黄埔帮”中厮混。朋友中不乏读完卡夫卡、尼采感到苦闷而去找人打架的，也有书包中经常带着保险套﹑短刀与新诗集的。混太保、打群架之余，王明珂也在报纸上发表散文和小说，赚一些零花钱。
换过4所高中，考大学时“考的分数乘以2都考不上”，命运的转机发生在22岁服完两年兵役回家后的7个月里。下定决心考大学的王明珂强迫自己每天读15小时以上的书，用半年温习完荒废掉的全部高中课程。一个在台北混黑道的眷村朋友（两年后被敌对帮派砍死在台北街头）来探望，看到王明珂一心向学，只留下一句话：“替我们打溜的（即“混混”）争口气！”1974年，王明珂终于如愿考上公费的台北师范大学。大三时，为了赚生活费，写了“项羽传”，因为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描写而被“警总”找去谈话。
30多年后，王明珂仍“很感激那些一起走过彷徨少年岁月的朋友们”；仍念念不忘那半年备考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尝试；仍感念父亲“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眷村家庭大多没有年老长辈在台湾，所以传统中国由邻里宗亲维系的价值观在这里日益松动，眷村生活给王明珂的最大影响就是“叛逆”，“后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是各种典范的叛逆者”。
本科毕业后，教了一年中学，王明珂又考回师范大学历史院研究所读上古史，当时在这里兼课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管东贵先生是他的指导老师。硕士论文“上古的姜、羌与氐羌研究”大肆解构传统定论又给不出新解释，惹得管先生讲出重话：“你的硕士论文可以毕业，可以出版，但是上面不能有指导教授的名字。”王明珂那时年轻气盛：“当然只有我的名字，那都是我的意见。”“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有一群人可以迁徙一千多年仍然是一个民族，民族到底是什么？”写作硕士论文形成的问题意识此后一直影响着王明珂。
不过，力荐王明珂加入史语所的正是管东贵先生。在人才济济的史语所，王明珂最初3年投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稿子，全部未经审查便被退回；自修人类学，但与人类学本科系毕业的同事王道还一交谈，便知道自己没有读懂。那3年，是王明珂求学生涯中非常痛苦的3年。
史语所最初3年的“困学”，却使王明珂1987年至1992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习如饥似渴、如鱼得水。“那几年，整个东亚系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没人教”，王明珂在本系只修了日语，选的几乎都是张光直、汤拜耶（Stanley Tambiah）和Thomas Barfield﹑James Watson等人类学系学者的课，广泛涉猎英国体系规范的经济人类学﹑亲属体系﹑游牧社会﹑考古人类学和当时流行的族群理论等知识，尤其是广泛阅读了各类民族志。哈佛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们多习惯以其占优势的田野经验来探讨高深理论，王明珂因此改掉了在台湾时空谈理论的习惯。在博士论文后期，王明珂开始研读沟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社会记忆理论，并尝试将其与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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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11-0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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