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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末新式教育制度确立，中小学堂设“博物”科，教授植物、动物和矿物等内容才作为一门科目确定下来。
“博物科”的设立和博物教科书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儿童眼中的自然图景，使中国人的知识图景实现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而杜亚泉等学者编写的博物教科书为学童带来宝贵的科学启蒙，揭开他们认识世界的新画卷，推动了中国儿童自然教育的第一步。
杜亚泉
虞和寅编辑的博物学教科书
近代“博物”教育，相当于今天中小学校的“自然”课。用大人们的眼光来看，不过是教儿童懂得一些“花鸟虫鱼”而已；但是百多年前，它们还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知识，被排除在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体系之外。直到清末新式教育制度确立，《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小学堂设“博物”科，教授植物、动物和矿物等内容，它才作为一门科目确定下来。当“博物”成为学堂教科之时，所用涵义即是古老的《尔雅序》中的本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博物科”的设立和博物教科书的出现，从此改变了中国儿童眼中的自然图景。
最早的博物教科书
中国的博物教科书受日本影响很大，20世纪之前出现的博物教科书基本都译自日籍。就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博物学教科书诞生了，它的作者是浙江镇海人虞和寅。
虞和寅是晚清著名学者、翻译家，1884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诗书世家。早年赴日留学攻读工科，潜心学习化学理论并翻译了多部自然科学著作。他还是中国地质学会的早期会员，回国后投身地质和矿业调查，写出大量调查报告。他曾译有日本箕作佳吉著《普通教育动物学教科书》。他编辑的《博物学教科书》，所引证参考的日本博物、动物、植物、理科、矿物等教科书和研究著作就有34种之多。
如果说《博物学教科书》这部具有标志意义的教科书和以《诗经》、《尔雅》、《山海经》直至《本草纲目》等典籍树立的中国传统动植物知识系统有所不同的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教科书重视观察、实验和分类——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博物知识。虞和寅提出，博物教学和学习的方法不外乎“实验”和“观察”，教师要提前准备实物“以便开课时，一面实验，一面讲述”，还要“时时引导学徒，出游野外，观察实验”。教科书对每一课动植物都标明其类属，并简单介绍了“动物界”的纲目种属名称。
1905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华循编著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在内容上则更加准确，教科书的编写也更加精彩。
作者华循无锡人，详细生平不可考，该著同样参考日本学者的意见，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实验，要求制作标本。华循认为当时的动物学家在分类命名上差异较大，他参合众说，以纲目种属统筹全书，从脊椎动物、节足动物、软体动物、蠕形动物、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到原生动物，各门类之下再举出其代表动物详加说明，这种编排是个不小的突破，加之“蒙学教科书”口碑较好、影响较大，华循此著可以说奠定了动物学教科书的编纂程式。他还指出：“研究动物学者，莫要于分类之法”，反映出明确的分类意识。
上述两部博物教科书仍然处于学习和模仿日籍译本的阶段。但是通过选材和编排，它们显示出中国学者对于博物世界的理解。对于实验的重视和近代植物学分类观念的确立，使中国人的知识图景实现了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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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9-10-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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