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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上述的几个个案是我在实际调查中偶然遭遇到的，它们也许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但却直接影射出“关系”这一概念的实际运作。我们建构社会关系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把“关系”赋予上了负面的特征，却是跟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转型在一定意义上是侧重点的转变，基本的认知图式并没有发生转变。对古代官员的评价，最初可能只是将其说成是“不忠”，而在今天的意识形态语境下面同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就会被描述为 “贪官”。这是历史的重构而非结构的转型，恰恰是这种基本的认知结构或者说图式才使得这种历史的重构成为可能。
“关系”这个语汇虽然在西方文字中找不到对应的翻译，但它决非是本土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并非是一个僵化的可以代表中国社会特征的概念。它的内涵会跟随着不同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通过新的文化实践的过程而逐步实现，并经由这一过程，新的内涵又会融入到既有的内涵中去。由此而进一步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把“关系”、“关系学”的称号安插到中国人的头上，把中国人标定为是“关系取向”或者是“关系本位”的，在一定意义上都不过是西方人对中国社会想像性建构的本土复制，这种建构更深层次的动力是在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于理性或者现代性的追求，在这种追求的心态下，所有无法用理性来计算的生活方式都被归类成为了“传统”。在这种思考范式之下，凡是在理性无法介入的地方，传统就被发明出来。这些发明的传统整体地被纳入到西方人所构想的“他者”的行列。
在这种他者的建构中，本土社会意识形态的图式建构也起着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没有这种相沿已久的本土认知图式，“关系”内涵的建构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这种由正统儒家或者士大夫阶层所建构起来的有关社会秩序的图式，把“关系”的运作放置在负向的视野，而与此相对的是理想的或者说神话式的清官或者顺民。这样的结构使得任何形式的关系运作都被标定为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的异端，都是正统眼中的他者。在具有文化霸权意味的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熏染之下，民间社会一方面“关系”运作频仍，而另一方面却不断有批评的话语被创造出来以化解基本认识上的不协调。
关系不是指称一种观念或者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实践，在这种实际的运作中，关系这一能指(signifier)才变得有其所指(signified)。这种关系的实践与某个历史时间段之内的某种意识形态相匹配而构建出某种形式的关系运作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初级结构或者说图式具有一定的时间上的连续性，相对于这种连续性而言，关系运作的模式会发生频繁的更改。如此我们才能够解释关系运作的普遍性和文化实践的差异性。虽然关系的问题并非是一个名实之争的哲学问题，但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点是，把“关系”单单安插到本来虚无的中国文化的头上，并将之与西方社会的关系运作对立起来，这本来就是近五百年以来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叙事的逻辑和惯常做法，是西方社会对于非我想像的东方翻版。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关系做基础，但文化的基本图式以及文化的实践决定了某一文化中的行动者的惯习和特定时期关系运作的样式。
注释：
①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翟学伟：《面子•人情•关系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张跃宏译校，台北：南天书局2005年版。
②Andrew B. Kipnis，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H. R. Markus & S. Kitayama，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1991， pp. 224-253;Douglas S. Krull et al.， “The Fundamental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Correspondence Bias in Individualist and Collectivist Cultur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pp. 1208-1219.
④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匡雁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Yang Kuo-Shu，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Y. Lin， W. S. Tseng， & E. K. Yeh (ed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Hong Kong： The Press of Oxford University， 1995， pp. 19-39.
⑤陈午晴：《中国人关系的游戏意涵》，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4页。
⑥Marcel Mauss， The Gif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7.
⑦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8;赵旭东：《本土心理学的启蒙观：开展本土研究的一些教训》，《社会理论学报》(香港)1999年春季卷第1期，第53 ～ 80页。
⑧杨国枢、黄光国(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1年版。
⑨赵旭东：《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56 ～ 72页;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Arif Dirlik，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Glob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 Cultural Critique， 42， 1999， pp.15.
{11}Mayfair Mei-hui Yang， Gifts， Favors，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12}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
{13}杨国枢、文崇一：《序言》，载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
{14}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15}何友晖、陈淑娟、赵志裕：《关系取向：为中国社会心理方法论求答案》，载杨国枢和黄光国(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59页。
{16}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试论现代化研究的本土化》，载《社会学研究》1999第1期，第57 ～ 72页。
{17}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13 ～ 21页。
{18}赵旭东：《我怀疑，因为我存在——评黄著〈知识与行动〉》，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人际心态》，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343 ～ 353页。
{19}赵旭东：《本土化与本土化的意识形态——评杨国枢主编〈本土心理学研究：本土心理学方法论〉》，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8期(2000年)，第196 ～ 204页。
{20}资料来源：《老外跟你讲关系》，新华网，转引自http：//www.edu263.net，2000年9月30日。
{21}赵旭东：《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
{22}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23}赵旭东：《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
{24}为了便于表述，村子的真实名称都已隐去，只用代称。后面在述及村里的人物时，名字也改为假名。
{25}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26}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rthur P. Wolf (ed.)，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31-182.
{27}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83-184.
{28}Yang， Kuo-Shu，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 1995.
{29}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何天爵：《中国人本色》，张程、唐琳娜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30}苏力：《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3 ～ 15页。
{31}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32}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3}赵旭东、罗劲：《图式重中的英雄观念重构与真实性告诫——以华北一村落有关抗日英雄的集体记忆为例》，载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 ～ 296页。
{34}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35}赵旭东：《互惠、公正与法制现代性——一个华北村落的纠纷解决》，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1999年)，第100 ～ 144页;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6}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7}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
{38}陈午晴：《中国人关系的游戏意涵》，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9 ～ 110页。
{39}F. C. Bartlett，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40}最初讲述者就是这样讲的，笔者在听这段讲述时尽管发现明显的错误，但是并没有刻意去纠正，而是任由其讲下去，下文会有分析。
{41}潘光旦：《说“五伦”的由来》，载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 ～ 241页。
{42}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第 6页。
{4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 ～ 206页。
{44}李宗吾：《厚黑学》，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45}Edmund R.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4.
{46}赵旭东：《动态平衡中的社会变迁——利奇著〈上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评述》，载《民俗研究》1997年第1期，第90 ～ 95页。
{47}Antonio Gramsci， Letters from Prison，London： Quartet Books， 1979.
{48}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77， p. 219.
{49}栗劲、王占通：《略论奴隶社会的礼与法》，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第206页。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1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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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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