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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能先生对中国缺乏在规范意识方面上支持共同体的相同性，而导致他对中国近代化前景的悲观看法。但同时在日本也有学者高度评价中国透过行会的自治传统并从中看到建设共和制国家的可能性。这样的看法代表学者比如说有著名的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位于函数坐标的象限Ⅰ)，他在1914年发表了《支那论》一书，于序言中他指出：在中国最有生命力和体系性的团体就是乡党宗族，而这种团体的代表者则是父老。中国从隋唐以来就存在着人民的自治，官吏不介入自治的范围，仅仅在文书上执行统治人民的职务。地方上人民不再认为自己应该受到官府保护。对人民来说民政上需要的一切事务、如救贫事业、育婴、教育等都由地方上的自治团体承担。这样乡团自治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来说成为最重要的大事。依据内藤湖南这种看法，中国有很强韧的社会集团，与戒能通孝的看法不同，内藤湖南等人认为中国的社会集团很强，并也对这样社会集团的强韧性作了正面的评价。
还有一个看法与内藤湖南一样的，承认社会集团的强韧性。这样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很相近，比如有名的法律史学者仁井田升(位于函数坐标的象限Ⅱ)的“封建共同理论”就有这样的倾向。他认为这样的集团是对中国近代化的障碍，所以打倒这种集团才有可能建立近代社会。
象限Ⅰ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民间团体很强，而象限Ⅲ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很自由，但两个类型认为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是有共同之处，他们俱认为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从自由到秩序就是他们心中认为历史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样的Ⅱ与Ⅳ的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也有不同。Ⅱ认为中国社会集团很强，而Ⅳ认为中国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但Ⅱ、Ⅳ他们也都认为从压迫个人的秩序中解放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我觉得这些不同类型的看法并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但我一直比较偏向相信Ⅰ、Ⅲ类型。这理由一部份基于我个人的喜欢爱好，如我在序言中所写，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些这样的倾向。另一个理由是Ⅰ、Ⅲ类型的观点和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看法比较相近。我以前看过由张德胜(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所着的《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一书，他认为千条万条的儒教思想归根究底是为了追求秩序这一问题而展开。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失范状态”(anomy)中产生。失范状态给予中国影响很深，如佛洛依德所说的“创伤”(trauma)，中国的trauma就是害怕“失范状态”，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受到的trauma。之后二千多年中国人的思考中有很深的秩序情结，他们对秩序和动乱这个问题是神经过敏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题是如何建立秩序，和霍布斯的社会秩序为什么是可能的这个问题有共通之处。儒家“如何建立秩序？”是规范的问题(normative question)，并同时认为秩序问题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基本的问题。相反的霍布斯的“社会秩序为什么是可能的？”是智性的、社会科学的问题(intellectual question)。我阅读此书时觉得很感兴趣，我想他们的看法有正确的地方。虽然我无法回答“秩序是什么”这个问题，但至少我可以说社会秩序这个东西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很困难的、不可思议的。秩序问题是人类共通的问题。我感觉中国社会的历史比日本的历史乃至于西洋的历史更明显的表现秩序问题的复杂性与不可思议性。我在序言中提起了几个方法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考察中国社会的时候以不安的孤独的个人为基础，从个人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秩序。社会现实不外于人们的共同感受，就是社会情绪。从事社会史就是思想史。还有“自己组织性”这样的问题都与我对秩序的感觉有一点关系。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17世纪？”这所说的17世纪与其说是1600年到1700年这一百年间，不如说意味着1570年代到1680年代(万历～康熙中期)的一百多年，也就是明朝开放海禁中国转入于世界经济的1570年代开始到清朝政府占领台湾而解除海禁的1680年代。很有意思的是霍布斯也是17世纪的人，这是偶然的或是有一些理由的吗？霍布斯自称为恐怖的儿子，可以说他的思想与17世纪的时代情况有密切的关系，霍布斯感觉社会是非常不安定的、很可怕的东西，那么17世纪中国和西洋的时代情况有没有共同的特点呢？我想的确有共通的地方。有一位美国学者J.Fletcher他写了一篇论文“Integrative History： Par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他所探讨的是16、17、18世纪，此时中南亚细亚、欧洲美洲等等环球性的统合的历史(integrative History) 是否存在？他认为各个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从非常宏观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世界有几点共同的潮流。比如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动流动的加速、地方经济性城市的成长、城市与商业阶层的勃兴、宗教的兴荣和传教活动、农村的骚扰、游牧民族的衰落等等潮流。他尚未对这些共同的潮流出现的原因做出明确的回答。而我认为白银流通理论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白银流通对各个地域的影响有不同。以下我简单的说明我研究17世纪中时国社会的情况。这个问题也与巫仁恕教授所提出的问题相关。巫仁恕先生曾为我的书写了很好的书评，发表在《新史学》11卷3号。在书评中提及了一些问题。他说：社会秩序解体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朝代交替时期都常出现这类现象，当时人们都应该会有类似不安的感觉。同样地血缘结合的宗族组织与拟制血缘的盟、会这类集团在明末以前皆已出现。那为何是在明末而不是别的时代，这种流动的社会与人们的不安感会使人们走向宗族与拟制血缘集团。再者，作者流动社会论的前提，建立在明中期以前是农村共同体下的社会秩序，在明中期以后这样的社会秩序瓦解或迟缓。这种说法或许是日本学界既有研究的结论，但在本书中却未说明这样的论述是基于何人的研究上，笔者觉得应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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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与文 2007-7-2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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