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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承蒙近代所各位老师们的关照，有机会和各位教授们见面、请教我感到非常高兴、荣幸。我第一次拜访近史所是1989年，那时我参加由台湾大学所召开的“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参加那个研讨会之后我在近代史研究所作报告，由曹永和教授替我翻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的报告非常粗浅，承蒙各位提供意见，内心相当感动。此次是我12年之后再度有机会在此报告，今天报告的内容和89年时差不多，没有时间好好准备很遗憾。但我心理比89年时轻松许多，因为我有了很多熟悉的朋友们，藉此报告的机会还请各位教授直率的批评指教，谢谢。
今天所报告的题目是：秩序问题与江南社会。我在1999年12月出版了一本书《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这本书的序言承蒙熊秉真教授以及各位老师的帮助，由何淑宜小姐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30号》，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的报告是对上述序言的补充，因为此序言与一般的序言不同，与其说是条理清楚的方法论，不如说是我个人未陈说的模糊不清的感觉的表白。已经看过我文章的教授们相信也有同样的感觉吧。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秩序问题。本书的副标题是“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那么秩序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7世纪，为什么是17世纪？第三部分，希望谈谈出版此书之后我的研究方向。若时间许可的话我想简单的说明这三个问题。
首先，关于什么是秩序问题？秩序问题对社会科学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虽然如此为什么有可能建设共同的社会？换言之，社会秩序为什么是可能的？这个问题从17世纪霍布斯(Hobbes，Thomas)到20世纪帕森斯(Parsons，Talcott)乃至Luhmann的理论中一脉相承的老问题。但就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问题意识实在多变。比方说在我进大学的1970年代初期，在日本历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当强而有力。马克思主义历史家严厉的批评美国是近代化论，但我认为两者的历史观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历史有一定的方向，透过一定的程序而发展。他们对于明清社会的形象“image”，倾向于强调专制制度和共同体不自由的方面，因此历史发展的课题应该是如何打倒旧的秩序追求自由这个问题。也就是美国有名的思想史学者Theodore de Bary所说的“liberationist ideology”从旧秩序到解放这样的观点。
但日本学界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看法并不限于以上所说liberationist的看法，实际上对前近代中国社会的自由度有各式各样的看法。在我的<市民社会论与中国>ㄧ文中，以过往学者们对就中国社会中间团体结合的强弱程度、和他们对这种强或弱视为正面或负面因素为坐标，试着将学者们的想法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前近代社会是自由先进的社会。比如水林彪学者(位于函数坐标的象限Ⅳ)，他是东京都立大学法学系的教授研究日本的法律史，在他的著作中写着：宋代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得到全面的普及，这意味着以统治作为家族世袭职业的贵族不复存在，同时也意味着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职业作为不可改变的世袭身分这种制度的不存在。中国在此阶段已经不是身分制的国家，或者在国家之下已没有一个身分制的社会。在那里无论职业还是财产都不再属于家族而属于个人。个人聚集起来形成家族和宗族，并进而构成社会，在此之上则耸立着官僚制的国家。在殷周时期似乎存在过类似于日本江户时代幕藩制那样的身分制的社会和国家。但是这种旧秩序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期已经开始瓦解，通过从秦汉帝国到宋代的一千多年历史过程中，中国脱离了身分制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个人主义式社会和国家。这个脱离身分制的历史过程比我国提早了一千年左右。水林先生注意到中国社会非身分制的性质，并以此作为中国社会具有历史先进性的标志。对中国社会又自由又先进这样的看法，不仅是水林先生，抱持宋代以后中国近世论的日本学者对此也有相同观点。
另一方面日本学界也有完全相反的见解。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是较个人主义的非身分制的社会，但正是这样的性质对中国的近代化构成重大的障碍。如东京大学法学系教授戒能通孝(位于函数坐标的象限Ⅲ)，他在1943年根据河北农村的调查，提出了“因为中国社会不存在共同体，所以不具备实现近代化的可能性。”这样的看法带给当时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很大的冲击。戒能先生认为：在中国农村作为惯性的土地所有权，非常近似于西洋近代所谓的无限制个人所有权。在西洋或日本前近代社会中很容易发现的家族或者宗族习惯法严格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现象，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尽管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表面上与近代西洋近代非常相似，但实际上却恰恰缺少近代所有权最基本的内在要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由相互认同的结合意识所支撑的规范秩序。近代西洋所有权的发展背景，有西洋社会的特点。就是在近代西洋国与国结合，市民社会的秩序萌芽于能够对抗封建领主制所建立的农村共同体。也就是说，从封建时代的农村共同体非常坚固的秩序中，发展出这样新的近代的秩序。所以没有这样的秩序意识的话，人的自由是如散沙般没有共同意识的秩序，人们都是自私自利没有可能建立共同的秩序。戒能先生说中国社会是较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是正因如此，较少可能发展近代式的秩序。我认为戒能先生的看法与梁启超、孙中山先生等清末民初的改革论者对中国的看法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并非是没有自由的问题，而是自由太多的问题。在自由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透过私人的结合而形成人伦式的秩序。这样的看法也是日本的几位学者共同的。比如说1940年代写了中国社会论的柏佑贤、村松佑次等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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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与文 2007-7-2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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