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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现代可以契合”——保持和创新都要抓
让非遗走进现实甚至走进市场，必须解决一个首要问题:是一成不变地忠实于原生态，还是跟随时代做必要的革新?郑长铃认为，两者均不可取其极，尊重非遗真实面貌固然是第一要义，但原生态也是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的。因此，“传统和现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契合。”
“考证历史就会发现，原生态的‘原’是相对的，昨天是今天的‘原’，前天是昨天的‘原’。”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魏力群以皮影戏为例说明:“民国之前影戏靠油灯照明，到了解放初逐渐使用电灯。皮影人的大小从开始的一尺发展到三尺，再到现在的各种尺寸，一直在变，所以适当改良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则认为，尊重传统，其实质是尊重传统艺术的精髓与内核，而非拘泥于表面。“我们不该把传统文化永远留给过去的时代，而应把这种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的转化。”
以不失其本真为度，在原生态基础上进行延伸性创新，李荣启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是个启示。它对原剧的舞美、唱本等都进行了创新，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提高了昆曲的热度。”李荣启说，这样的创新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比如山西剪纸、广西对歌，都由群众自发地创新形式、拓展内容，从而为古老艺术加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
创新是发展之必需，那么如何创新，由谁创新?对此，傅谨感触颇深。他认为，有资格和权力决定创新的是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而非学者和官员。“专业知识和乡土现实是有距离的，所谓专业人士指导下的改造，很多时候是一种善良的破坏。”傅谨坦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对传统艺术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可很多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采集了民间原生态艺术后，进行了自以为是的加工和整理，失去了民间原有的东西。因此，对民间艺人的艺术判断要抱以尊敬之心，他们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比如民间戏曲班的乐队，有的开始加入西方大提琴。我开始很反感，可慢慢深入现实才明白，大提琴的加入是为了代替已经消失的一种民间低音乐器，从而再现原有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艺术演进中自然发生的变化，是仅凭教条难以想象的。”傅谨说。
由此，傅谨呼吁，对待民间艺术，政府的态度应是“最大限度的支持，最小限度的干预”，支持主要体现在建立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设立非遗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开发，作好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活在村里，活在老百姓心里，才能火下去”——传播和扎根不偏废
当一项传统技艺拥有“迈步走”的底气之后，如何借媒介传播为其助力，是当今信息时代值得研究的问题。李荣启指出，除了项目传承人自身的努力，政府应主导并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加大宣传，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还拿少林武术来说，如果没有《少林寺》、李小龙、成龙电影的热映，中华武术的传承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陈小申说。范周则进一步提倡“传播式保护”，即创新传播手段和方式方法，影响受众，使非遗财富的魅力得到充分体认。他还把眼光投向世界，认为优秀的民间技艺应该加大“走出去”的力度，作为中华文化使者步入国际舞台。
“高雅艺术、时尚元素、西方文化……随着信息闭塞时代的结束，人们可以接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这是很多民间技艺发生变异的重要因素。”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薛艺兵等人则不无忧虑地看到，立体化传播是一柄双刃剑，既传扬了非遗技艺，也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非遗面貌。
对此，傅谨认为，我们的官员、学者和民间艺人应养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充分的自信和爱惜。也正是因此，土生土长的非遗技艺走出国门、惊艳世界固然可喜，但更值得期待的是，这些传统技艺能够重新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焦点，在乡村里、群众间热起来。“如果河北人都不喜欢评剧，其他地方人凭什么喜欢它?一种文化只有活在村里，活在老百姓心里，才能火下去。如果乡亲们仍然把会唱地方戏的人看成村庄的骄傲，如果老百姓热爱和继续自己的传统，那非遗才能有真正光明的前景。”贾磊磊也呼吁，不能把非遗的传承开发和当地人的生活隔离起来，非遗一定要在它萌芽的文化土壤上才能健康生存。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一种专供学者讨论的文化，而是一个能够生根、开花、结果的文化”。 （来源：光明日报；本报记者 王斯敏 耿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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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09月14日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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