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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作用
从文化的社会经济功能禀赋上来看，区域文化的影响是内在性的，而现代市场经济则被看作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作为文化原型，区域文化往往能够使人们在创造财富方面产生一种强大的"内驱动力"。孙善根(宁波大学)以"宁波帮"为论述对象，认为"宁波帮在家乡宁波区域近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商业金融、工业交通、文化教育以及社会政治诸领域，宁波帮全面参与宁波的近代化事业。"陈利权(中共宁波奉化市委宣传部)则以宁波发展为例，指出"由于它的发展质量--它的发展方式和结构所具有的生机和活力，"使宁波"走出了一条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之所长，'跟进型'低成本增长和稳健、务实创新、均衡型发展的道路"，并认为"宁波走出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有其自身深刻的文化动因，在于自身拥有的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和这种地域文化资源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现代转化：一方面，这种地域文化资源所特有的开明保守兼具的文化性格，决定了宁波独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与确立;另一方面，这种地域文化资源具有的自主进取、务实功利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吻合，不但成为宁波改革与发展的强劲的内在动力，而且成为宁波经济体制创新的文化路径依赖。"张炎兴(绍兴文理学院)以"韦伯命题下的浙江发展经验研究"为题，探讨了"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的特点，指出"浙江模式是一种'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认为"浙江模式发端于庶民儒教，行担经济中蕴涵了浙商精神，祠堂合作模式基础上的市场发现和技术引进，造就了浙江模式的后福特制特征，带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李永刚(浙江财经学院)认为不同的区域文化理性，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素质与行为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绩效，并剖析了浙江传统文化理性的九方面特征及其形成的自然历史文化原因，揭示了这种传统文化理性对浙江经济运行过程的三个主要方面影响，力图从文化视角对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奥秘给出一种理论诠释。张佑林、陈朝霞(浙江财经学院)则更进一步地从区域文化精神的角度，探讨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阶层即观念人力资本，而观念人力资本阶层的形成与区域文化所蕴涵的创新精神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同时，区域传统文化作为观念人力资本创新精神的来源之一的内生化，也将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与会专家、学者在探讨区域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作用时，显然都注意到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对经济行为的深刻影响问题。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就对"信任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行为"问题展开了研讨，认为"包括浙江人在内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和准亲缘式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可以使人们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而"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方志远在探讨"区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时认为："地域差异导致的人文个性，以及经济文化消费中心的出现及其影响力，在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向鹏(宁波市社科院)则基于"浙江现象"的剖析，探讨了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企业家在地域上高度不均衡的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顾国达、张郑荣(浙江大学)则通过构建信号博弈模型，分析了文化因素在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投资成本预期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了投资者的文化认同感在引导投资流向中的作用，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投资者的认同感不同有其特殊的作用，是重要的博弈信息，是投资者重要的决策变量。跨国(地区)投资作为一种风险博弈行为，受市场、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来源于种群、教化与意识的文化认同感能大大提高投资的便利，增加投资的可行性。"王立军(浙江省委党校)研究了区域文化与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指出"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其内部，不管是企业间的生产网络、企业主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企业所在地的价值观念、信任、合作文化等社会资本状况，都对集群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丰收(浙江万里学院)以浙江象山爵溪镇为例，探讨了地方传统文化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区域文化对当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当地的经济社会的现代进程，又促进了传统文化在更高层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升华。宣兆琦也就"齐文化"与产业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了齐文化产业的七个发展趋势。
(三)区域文化对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区域文化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张苗荧(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在探讨"温州文化与温州模式"当中，就着重从温州文化对温州模式的确立与演化的双重性当中，指出了温州文化与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指出"温州文化是在变革中发展的，具有极强的变革力与适应性。在温州企业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脱胎于家族文化的泛家族文化成为主要路径依赖因素。"唐德善、王文龙(河海大学)从社会资本创新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认为"在工业化初期，中国的威权政治和宗族文化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种积极作用逐渐小于消极作用，社会资本在不断消蚀，只有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优化社会资本，才能把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王劲松(杭州市社科院)则探讨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与杭州"和谐创业"的模式，指出"杭州的'和谐创业'模式，包括其独有'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就是浙江精神在杭州的具体体现。在浙江精神指引下，杭州'和谐创业'模式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杭州人文精神在推动杭州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着杭州社会和谐发展。"郑小兰(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从浙中区域文化推动该区域社会发展的研究当中，探讨了区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王全慧(中共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委宣传部)着重对县区文化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县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将推动县区社会的良性发展。山东临淄齐文化研究中心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则进一步地探讨了如何开掘古齐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杨宗杰(山东省社科联)继续这一命题进行深入探讨，着重探讨了欠发达地区尧重视和发挥区域文化作用问题，认为这样能够将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成功地转化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优势。忻平(上海大学)则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入手，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上海工人生活问题，提出了关注工人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观点。王景新(浙江师范大学)在取样古村落--浙江兰溪诸葛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在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进程中，村落文化表现出继承发展的关系。现代工业文明无疑巨大的冲击着乡土文化。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辐射导致了乡土文化创新，非主流文化如封建、外来、低俗的文化变异也在影响乡土文化，村落文化出现了新的融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由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必须重视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创新，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关于区域文化的商业精神与商人群体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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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7-02-0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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