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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区域文化的传承及影响功能的探讨
依据文化原型理论，区域文化原型往往具有传承母文化与影响的功能。区域文化原型多半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在特定区域的文化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制约着人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性格的生成与发展。陈尧明(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苏迅(无锡《江南论坛》)根据长三角区域文化(广义的"吴文化")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按照这一区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和历史地位，将其划分为吴文化时期、江南文化时期和海派文化时期，并由此提出了以江浙沪为核心区域的文化为一种统一的文化类型，彼此无法决然分开的观点，并对长三角文化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内涵和这一区域文化一贯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派文化为传统江南文化的延续和新生的观点，认为"海派文化"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行文化整合提供了依据。唐茂松(江苏省历史学会)则以"吴地文化的复兴与长三角的腾飞"为题，指出具有"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富有开放性、先进性的"的"吴地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它正以蓬勃的复兴势头，获得新的整合和拓展。吴地人民把握住改革开放的良好时机，构建地域内外的密切联系，弘扬博爱和谐的人文精神，使吴地文化强有力地促进着整个长三角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腾飞。"花建在探讨上海文脉传承特点时也指出："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并非只有一种狭隘的海派精神，而是以宽广的胸怀，进行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创造，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新和拓展的城市文化品牌群。而这种城市品牌的创新，又是与延续城市的文脉相辅相成的，在延续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在创新的过程中延续历史，已经成为当代上海海派文化的一大特色。"潘起造则以"浙东文化"为例，认为"明清以来浙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浙东学术的'经世务实'精神渗透着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诉求，这些思想对于当代浙东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重要影响。"冯婷(浙江省委党校)探讨了浙江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认为文化传承与发展往往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并指出"浙江文化的'尚文'气质、包容精神、争端处理中的重情重礼、目标追求中的共赢互利，是社会和谐稳定、有序运行的积极因子。"程彩霞则从南京历史文化之品格的角度，探讨了南京历史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因，指出在南京历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教育点化、民俗涵养、艺文陶冶和遗存承载等四种方式发挥了独特作用。周晓光在分析徽州学术文化的区域表征层面上，指出徽州学术文化对徽州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认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在徽州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思想和观念在徽州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了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风貌。"杨太辛以"浙东学术"为例，指出"浙东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殊体现和中华学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东区域精神的凝聚提升和浙江精神的历史文化资源。"乔丽萍、朱西武都对"沂蒙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沂蒙精神"光照千秋。刘德龙(山东省社科联)在提出要正确区分何对待区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指出："区域文化不仅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区域经济的相互融合，形成文化经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因素。更好地发挥区域文化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关注的热点。因而，研究区域文化，必须和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合起拍来，自觉地为现实服务"，从而从区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对区域文化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二、关于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区域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内部要素显得格外的活跃。正如文化学者希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某些传统变迁是内在的，就是说，这些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加以改变的。这样一种变迁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1 历史发展表明，在由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当中，作为文化原型，区域文化以保存整体文化单个或多个文明因子的方式，为整体文化的转换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支持，并同时在特定时期为人们提供特定的文化慰藉和文化心理的对应方式。会议就"不同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议题，分别从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一)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定时期，区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对应外来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心理机制和母文化的孕育元素，促使了母体文化的现代转型。黄健(浙江大学)以"两浙文化"为议题，探讨了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问题，认为"作为区域文化的'两浙'文化，在文化构成的原型要素上，具有'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刚柔并济'和'开拓创新'的特点"，因此，"无论是在基本的生存层面，还是在文化的生成层面，它都具有一种向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运行机制，以便接收来自中心区域文化的辐射，为生存开拓新的疆域，包括精神疆域，以使自身成为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登陆点和接纳点。"在深层的意义上，可以说，"'两浙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建构开放理念空间的文化场，一种的耻为人后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认知方式，一种不断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巢穴。文化发展史表明，当中心文化出现意义的整体失落时，区域文化由于中心文化被解体而获得了空间的释放，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成为了人们深层记忆当中唯一可以被回忆、被感知、被慰藉和被激活的文化因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由意义的整体失落而呈转型之势。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时期，原先被整合在中心文化的'两浙'文化因子，就成为当时最为活跃文化因子之一，成为特定时期失去整体终极关怀的人的精神藉慰和文化依托之一，同时它又以保留整体文化元素的角色，为中心文化的整合、复兴，提供'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质料，从而促使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陈尧明、苏迅认为"'吴文化'时期是长三角地区土著文化发展并吸收、融合黄河文明养分，形成的相对于中原文明的一种亚文化。"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文化'时期是南方文明与中原文明进一步交融，进而取代中原文明的文化正宗地位。'江南文化'是当时引导甚至决定中国文化取向的力量，是中国农耕文化达到的最高典范;'海派文化'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文化的一种典范形式，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对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开端。"海派文化"依然是决定中国文化取向的最主要的力量，也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文化力之一。"林怡(福建省委党校)在论述"船政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指出："晚清中国求强图富的社会心理直接催生了船政文化。船政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对中国社会军事现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储备了方方面面的人才，客观上为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界、科技教育界、政界甚至商界的全面现代转型导夫先路。"段怀清(浙江大学)以王韬及近代上海新型知识分子文化的生成为论题，探讨了晚近口岸文化的兴起与中国文化区域中心变迁的问题，并指出"晚近口岸文化的兴起与传统文学知识分子向口岸文学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与晚近中西文学--文化交流伴随而生的。在这一复杂而广泛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口岸民间、草根知识分子在其中承担并扮演了不应忽略的历史作用。比较之下，晚近西方的被发现，大体上经过了圣教西方、西学西方和文学西方三个阶段或者三个层面，而对应于上述三个阶段或者三个层面，晚近中国文学知识分子也超向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和文学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而与此相应而生的，是晚近中国文化区域中心的变迁，即新的口岸文化中心的崛起。"蒯大申(上海社科院)对"城市文化"及其精神特质进行了细致探讨，认为"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它渗透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城市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培育城市精神，就是要关注城市发展的精神因素，就是要打造一个与城市未来发展相匹配的社会人文基础和精神基础。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难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人的素质和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修建军(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则以中国传统"和心"教育思想，论述了"和文化"对建设现代和谐社会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国传统的'和心'教育哲学所表达的教育理念，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格和谐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赵卫东(山东师范大学)也对儒家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变革，充分表现出了向儒家传统教育回归的趋向，儒家传统的教育理念将成为构建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新体制的重要文化资源。"沈葵(安徽省社科院)则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探讨了区域文化的嬗变，并以安徽皖江地区文化为例，认为"皖江地区的近代化及其文化转型，比淮河地区、皖南地区，来的更为明显，而皖江地区内的芜湖又比安庆，表现更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型的现代化在皖江地区逐渐形成，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嬗变也在悄悄地进行，两者相互作用，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趋向日益显现。"显然，无论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探讨它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之关系，还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探讨区域文化的嬗变，都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走向纵深领域，也更容易产生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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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7-02-0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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