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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评论和讨论
格伦海姆·汤姆森：斯图亚特，在你讲座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术语：宽容。它没有进入到你的词汇或词典中。我想知道为什么。在你看来，是完全由于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德行而造成的吗?还是有其他的理由?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在你所谈论的语境中考虑宽容可能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我的意思是，宽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培养人们由蓄意的非差异性走向差异性。我觉得对于宽容的思考方式，在你谈论问题的语境中，是一个具有无限潜能和吸引人的题目。但我的整个问题是：宽容这个概念在你的讲座中发生了什么?
斯图亚特·霍尔：是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不是我认为它是不相干的，尤其是在你所说的那个意义上。我猜，说它是一个折衷的术语更接近我的立场，因为硬要别人领情的态度已经包含在宽容中：“是的，好，你可以呆在周围，我同意不会被你打扰。”但这跟平等对话、跟文化之间的对话并非是一回事。因为这种对话是要求双方都有权来界定他们共同存在的空间是什么样子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在二元形式中培养大家由非差异性走向差异性，我不认为这不是个重要因素。站在这一传统的立场上，我不会用“共同体”这个术语，我也不会用“种族主义”这个术语，而且宽容是我们社会中正在被抹去的许多词汇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这些词汇承担着历史包袱，现在已经不能用在它们本身的场所中了。另一方面，没有它们，你也不能思考未来。所以，每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首先承担解构的过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宽容必须属于这种混合物。我发现它并不能很容易地被合并到它的变化的形式中，因为它似乎承担着什么，我想是从被排斥者的观点出发承担着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排斥者总是感觉到宽容不能表达平等的关系、平等的认知，可以这么说。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用它的原因。就我们谈论协商而言，协商必须得在我们愿意与我们不认可的那些人进行争论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因而你必须容忍所有那些对话必定引发的不安和颤栗。
问题：我只想问你，斯图亚特，在一个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似乎变得非常不稳定和解构的世界中，而且这个世界常常破坏我们所遵守的许多原则，在这样的世界中，你仍然相信真的有一种可以引发差异和平等的可能性吗?我对这种可能性一致表示怀疑。可能你会对此比较乐观。
斯图亚特·霍尔：理智上的乐观，意愿上的悲观。不可否认，它越来越困难，而且这种困难现在出现在更大的范围内;你知道，当一个人谈论全球化力量的时候，就好像全球化力量要占据一个人意识的全部过程似的。排除了一些零星的不能承担太多的行为等等，你是不能想象一个人对全球化的态度的。我想这是由于我从不相信可以从混乱中找出简单而理想的选择。我想我们永远是在混乱中工作。我们是在为混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而工作。所以当事情似乎进展得不很顺利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诧异。我只是想，这就是生活所具有的方式。如果你真是想，在一个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和互相依赖的世界中，解读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或更加边缘化的价值观念和德行，并将这些价值观和德行放回到中产阶级那里，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规划。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进行斗争、进行组织，而且更困难的是，它必须对我们所承担的种族包袱和政治包袱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是最难的部分。它将不会从我们老想到的世界中进行建构，因为它不能从我们老想到的现存的世界中进行建构，因为它在我们的眼前是在变化的。
当然，现在，人们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变化，例如说：“总体思想是完全无关的。”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除非你回到对你眼前的这个实际上充满各种矛盾的世界的复杂描述中去，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获得一个有基础的、有立场的相关联的种族或政治种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对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事情进行简单直接的描述开始我的讲座。并且，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开始说：“谁会被引到这一点上，而不是思考问题的现存方式?”所以，它是缓和的、有保留的乐观主义。它不是连续改进的，不是必胜主义者。我们还没有走到历史的终点。历史总是一个开放的视阈，虽然它不会马上向自由和总体变化开放，但它却从没有关闭，否则那就不是历史。在现存的主要机构中、在实践中、在企业中、在权力结构中等等，必然有没有考虑到的随时发生的可能性。有些外部构成因素被放在了背后，而我们则必须从外部构成因素着手来理解将自身呈现为完成的结构。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一直谈论历史达到终结。西方世界的人们一直如此傲慢，以至于认为西方以外的世界的历史已经终结。好，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不得不说历史并没有终结。
约翰·克拉克：我要问的问题跟你刚才谈的问题有关，但要回到你所描述的对多元文化的三种态度：赞成的态度、退出的态度和否定的态度。我的问题是，有关这三部分的政治运动会是什么样子的?更确切地说，存在着这样一个要一再退出都市、并表示“对此不想知道得太多”的群体的政治学吗?存在着要朝着积极方向重新动员他们的政治学吗?或者，如果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世代相传的——我甚至不太清楚我该怎样表述这个问题的最后部分——或许我就只好等死吗?[大笑]
斯图亚特·霍尔：这是对大学振兴充满希望的观点、例证[大笑]。死亡不会太久就会来临。不，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是一个差异化(不同问题不同对待)的策略。这是首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是，将能够促进进步的一些短期措施结合起来，将它们落到实处，并加以深化，使它们成为长久的措施;与此同时，用一种不会太疏离和破坏人们自身意识的方式，和不会太疏离和破坏他们必须放弃的历史意识的方式，来具体实施这些措施。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同时得到这两件事情。自相矛盾的是，就那些对多元文化充满最深敌意的人而言，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能跟他们换位思考，至少，我们要理解他们为什么是这种反应。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也是人，他们没有其他隶属社会的方式，除非他们有一种想象的英国性(Englishness)。多元文化主义甚至能使这种英国性也远离他们。
你们想到过那五个涉嫌谋杀斯蒂芬·劳伦斯的白人男孩吗?你们想到过他们犯罪的可怕性吗?他们没有共同的稳定工作。他们没有共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现在成为警察审讯的对象，为此他们感到被出卖了。他们本来想警察机关至少应该是他们这些理平头的无赖呆的地方。但是，如果警察机关要实行现代化和自由化，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到哪里去呢?我在这里所谈的并不是特殊情况，不是几个被控告为谋杀的人，而是处于社会边缘被排斥的人们的普遍状况。这种状况向我们提出了“种族”的问题，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提出了英国衰落的问题，以及如何改变我们受到严重破坏的自身状况的问题。他们要问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地球上，你们希望我们站在何处?”现在，我必须承认，要求我们将这个世界改造得更正义和平等，并将这种思想提供给那些时刻准备激励我们的人，这种要求实在是太离谱了。实际上，除非我们所采取的策略会破坏无权无势、绝望的人们维持他们生活的条件，那么必将会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少数派去追求改革和进步。所以尽管不很容易，但我还是能够知道在那里我将去往何处。我发觉更不容易知道的是我对那些搬出了城市的年纪大一些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该说些什么，因为她们不喜欢变化。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黑人;而是他们不喜欢任何类型的变化。他们想住在乡下，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乡下是一个连续稳定的地方。他们要说：“好，我没有问题了，这里不会有问题，你在我的村子里看不到黑人。”如果不能对我的生命、社会、国家和我所隶属的并给我家园感的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我的确看不到我的生命终结之路。
他们也不是不可交流的人。关于斯蒂芬·劳伦斯调查案，我想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谋杀，也不是调查，而是它触及到了那些不会每天面临这类问题的人们的心灵深处，他们没有生活在城市里，不会每天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不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会说：“他是个值得尊重的男孩，他将来在学术上会有很好的发展，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并一直尽其所能地培养他——如果他不是黑人，他可以成为我的儿子——像这类的事情不能发生。”我想在我们的社会中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的：如果捕捉到机会，许多人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去关心反种族主义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不把它仅看成是东南部和别的其他地方的事情。但我认为，这种机会是不会在那一点上、用那种方式被捕捉到的。所有这一切都会有力地抵制我所谈到的任何难事，而它们却不是固定不变的。我认为必须更加策略地思考不同听众提问问题的方式。保守的人们会被诱惑去选择同质化的英国——94%的人会这么想——所以反种族主义的那部分人会趋于认为每个人要么是反种族主义者，要么就是种族主义者。而事实上远非如此。对于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本身并没有一个十分差异的图画，可以理解这些有关教育再造的冗长问题。
从墨西哥城经过网上聊天室提问的问题：在这一多元文化叙事中，媒体——既包括像电视、电影这样的非互动的媒体，也包括像因特网这样的互动媒体——会扮演什么角色?
斯图亚特·霍尔：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我想谈一下主流媒体。当我说我认为民族话语事实上总是文化表征系统的时候，主流媒体问题就变成了英国及其历史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表征的问题。好的，你立刻就能看到，媒体，广义上的媒体也包括文学——因为在英语框架中，无论如何，文学是英国形象的主要的和意义深远的载体——它在复制定义什么是英国、什么是英国历史等方面扮演着非常清楚、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在教育系统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况，只可惜我没有时间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我只想谈一点。关于英国的教育体制，我认为，如果是针对全体人口而言，全国课程设置中历史教育是缺失的——即，所谓的本地人口如何深刻地理解社会形成问题，这是缺失的，这种理解一直是非常复杂和混乱的——等于说，我们输掉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我看它也不会在即将出现的所谓的公民教育中得到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要大家普遍承认英国的差异性，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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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6-06-0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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