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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皇家垄断的上帝祭祀
《尚书》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这是说，圣人通过“神”和“道”来建立文化教化。文明教化的基础有两个，一个神，一个道。“道”是什么?大家都知道《道德经》，老子专门论述“道”，这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相当于古希腊所说的“逻各斯”。中国人经常讲，你这个人不讲道理什么的，要讲道理，就是“道”的“理”，道的法则，相当于一种先天的客观规律，也是先天的正义秩序。“道”是规律，“神”不是“道”，“道”是“神”治理宇宙万物的法律。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句话蛮深刻的。可以简化为，圣人以宗教和科学设立教化。认识“道”，就有科学知识。认识“神”，就有宗教信仰。在古代中国，“道”文化蛮发达的。“道”这个文化，就是理解外部的世界运行规律，然后趋利避害，功利，冷静，聪明，在“学道用道”的能力上，这点中国人没问题，中国人聪明而功利。但是，光有“道”是不够的，就像一个人光聪明功利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有一种内在动力，内在担当，内在自律，这种担当和自律，不是功利性的，而是对善恶是非基本原则的坚守，这种气质从何而来，更多是从宗教信仰中来。
我有时想，中国文化的开端与西方文化的开端，在人格特征上就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史上，有两个人物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个是耶稣。苏格拉底约处于公元前469年-399年，他坚守自己的观点，不愿委曲求全，被雅典人投票判了死刑，泰然受死。耶稣生于公元元年，为宗教信仰，抵拒世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是希腊理性哲学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两人都为坚持自己的理念与信仰而甘愿受死。只要我们仔细看他们的言行，我们就发现，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是神，是他们心中的神。因为有强烈的信仰所以才如此超越生死，为信仰和观点而牺牲。想想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孔子。老子骑青牛往西边走了，烦你们愚蠢，跟你们讲不清道理，干脆不理你们了，自得其乐。一个是孔子，一辈子辛辛苦苦到处跑官，想在官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最后理想又在官场现实中破灭，哭天抹泪而死。但无论如何，两人都挺明哲保身的，活着好好的。一个太聪明，太深刻，也太超越，一个有点笨，有点倔，还有点小算计，但两人都很会保命。人家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靠生命和牺牲换来的。我们知识分子又想独立，又怕事，又想要好处，怎么能独立呢?人格基因有些不一样。
也许，心中有没有神，与精神独立不独立，自尊不自尊，其实关系密切。有神才有强烈的是非，有强烈的是非才有明确的态度，有明确的态度才有精神的独立。而且，有神才不畏惧死亡，才能独立于权势和财富的诱惑。与上帝同在，谁也不怕。与上帝同在，就遵守上帝的律令。法学界常说的“自由+法治”，精神基础其实在信仰之中。不畏他人才有自由，遵守规则才有法治。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自主”、“合作”、“法治”，我觉得神是这一切后面的支撑。说到这，我们知道，孔子多少有点倔，这种倔其实与他心中与“天”有一种内在联系有关。孔子心中的“天”，是至高的人格神。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是信“天”的，所以说孔子不信神是不懂孔子，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是指孔子不语那些小神小怪，他是崇拜上天，只信上天，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正因为认为“天”赋予自己某种文化使命，所以他还真有点自信。讲到这，我们要从“天”开始，来探索一下中国历史上的“上帝”。宗教意义上的“天”这个概念，是从“上帝”这个概念转变而来的。中国最高神的概念，经历过“帝”、“上帝”、“天帝”、“天”这样一个转变过程。
与流行的说法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信仰上帝的宗教文化。今天基督教的“上帝”这个概念，是中国古代的宗教的概念，指的是最高的神，这个词出现在商朝甲骨文中。现在发现的甲骨文中，我大体算过一下，“帝”出现了1200次。“帝”的写法，上面是一横，下面是一个米字，下面的米字是架起来烧的柴火，上面的一横是牺牲，是燔祭的象形文字。上帝的权威包括了风云雨电农业收成建筑祸福命运，总共十六项，这是福厚轩先生做的对甲骨文中上帝功能的一个分析。商代时候的宗教信仰的结构，一个是上帝，一个是自然神，一个是祖先神。现在一说上帝，大家就想到基督教，其实“上帝”是中国的最高神，翻译者翻译英语“GOD”的时候，找了一个相似的中国概念，这就是“上帝”，“上帝”就这样从甲骨文中走到中文基督教中来了。
“上帝”在甲骨文中，是君王祭祀的对象，后来呢?为什么就不祭祀了呢?大家的常识又错了，不仅历朝历代的君王继续祭祀，而且祭祀还很频繁。大家如果有时间，建议去查一查《诗经》，查一查《礼记》，查一查中国的二十四史，就知道了。记载祭祀上帝次数最多的是《旧唐史》，提到祭祀上帝的记录有190多次，其次是《清史》，有五十多次记载。《诗经》歌颂周朝的祖先姜源，“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孟子》也引用“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样的句子。我们再来看一些与上帝有关的古代记录。
《尚书》中这样写：“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你们看，这是伊尹代商汤说的话，我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不敢不去征讨夏朝。
《尚书》中还这样写：“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
中国有祭祀上帝的政治文化，这个文化二千多年不中断，但为什么老百姓不太清楚呢?为什么这没有演化为一种民间文化呢，原因就是西汉刘向在《说苑》里面所说的，“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原来如此，君王垄断了上帝祭祀。君王是上帝的儿子，是天子，天子就是天的孩子，所以天子祀上帝，天子是上帝的孩子，只有他能够祭祀上帝。公侯就祭祀那些山神河神海神风雨雷电之类，卿以下就只能祭自己的祖先。时代改变了，随着天子没了，所以就没有人祭上帝了。公侯也没了，所以就没有人祭山川大河了。现在还中国留下来的就是清明节扫墓，祭祖先，就剩这点了。上帝崇拜中断，自然崇拜中断了，只有祖先崇拜还存在。祭祖先的前提，是相信祖先的灵魂还活着。清明去扫墓的人说些什么话呢?我们来看你啊，给你带吃的来了，完全把死人当成活人来对待。烧点钱给你用啊，烧宝马，烧美女啊。为什么上帝崇拜好像不见了，百神啊山川土地那些好像也不见了，为什么?天子没了，公侯也没了，这个文化没有传到民间，平民百姓连普通小官都只能祭自己的祖先，祖先祭祀留下来了。
“上帝”和“天”这两个概念，内涵是一样的，还有“天皇上帝”。北京有天坛，那是祭天的所在。在北京之外，没有祭天的天坛，因为天坛只允许皇帝祭。如果你不在首都，不是君王，但你也想搞点祭天仪式，那就是谋反，杀头的罪。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也还在用与天有关的词，天老爷，讲天理，天呐!二十四史，都在祭祀上帝。我讲这些，想回应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留下的主流文化系统的缺陷，相比起圣经文化，比起犹太文化，我们缺少一个头，缺少一个尾，缺少一个对现实的特殊使命的判定，这样使我们的使命感不够，调动的活力不够，团结的能力不够，这都是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上帝崇拜这样的宗教精神要素，中国人并非从来就没有，同样，以上帝为基础的使命感，中国人也并非从来没有。很有趣的，在《诗经》里面，也有大量的类似这种特殊使命的，神跟中国人这种特殊关系的分析和表述。在《诗经》的一些描写中，上帝与周朝开国人士的关系，真有点像上帝与摩西的关系的描写，这是一种使命赋予的描述，大家看《诗经·大雅·文王》中对周文王的赞颂诗：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段诗翻译出来，应当是这样的：
周朝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来源，依托在上帝之上，认为自己是受命推翻殷商，受命统治。天命转移，转到我自己身上。上帝是直接对周王说话的，直接指挥周王的。这种祭祀上帝的使命文化的传统，在君王家族中不断延续，王族通过不断的祭祀仪式，提醒自己家人，自己家是受命于天来统治天下的，以此形成统治家族内在的凝聚力与自信力。从《史记》到《清史》，这么多正史中，充满了对上帝祭祀的记载。你们看《清史》，“以迁都祀告上帝陵庙”，迁都之事，要祭告上帝，也要祭告祖宗。祖宗受命于天，子孙要继承天子之位。中国宗教精神基因中，上帝与祖先，是两个核心点。自然神崇拜逐渐淡出历史，但“天”与“祖先”，仍然存在。祭天，祭昊天上帝，提醒自己天命在身，这可是绝对的皇帝特权。皇族因上帝、祖宗而凝聚和团结，老百姓就难以团结了。为什么，老百姓只能祭自己祖先，只能以此形成家族团结，但却不能因此而有更大的使命感和凝聚力。而此，家族之间难以联合，因为各自祭拜各自的祖先，最高的统一的上帝只有统治者才可以祭拜的。中国老百姓的公共精神，难以超越家族范围，这背后是宗教原因，只有家族祖先崇拜，没有超越家族祖先的更具普遍性的上帝崇拜。大家注意，老百姓造反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一个超越家族范围的凝聚人的口号。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是面向楚人进行动员的，超越了家族，但没有超越国家，因此对其他国家如赵国、燕国、韩国等地民众没有号召力。朝廷出于统治的敏感，对一切超越出家族范围的具有凝聚力的思想要素或组织，都十分紧张。祖先崇拜，最多团结家族内几百人，上帝崇拜就可以团结很多人。禁止民间祭祀上帝，从政治上说是从心理上把民众分散化，使民众凝聚不起来。看史书，你会发现各种祭祀活动占有皇帝很多时间，周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其实没有根本性改变，宗教祭祀与军事力量控制一直是君王最核心的关注点。你以为皇帝在忙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的朝廷电影中，好像皇帝特理性，天天在分析国之大事与利害算计，十分理性智慧，但如果你看史书，你会发现各种宗教仪式占了皇帝很多时间。这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也许是更大的智慧，昭告上帝，上帝垂佑。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日常流行的一些概念和说法是错误的，例如说中国人从来不信神，说中国人不讲宗教，那我得问问，你说的是那类中国人?许多老百姓是信神的，他们只不过习惯把死去的祖先当神了，祈求祖先神灵保佑，这很正常。奥巴马竞选时，也说他刚去世的祖母的灵在天上看着他，这是祖先神。还有就是，中国也有过至高神的信仰，但这信仰被皇家垄断了。北京的天坛就是祭天的，天是什么?不就是上帝吗?其实，很多说中国不信神，随便拿一个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就说孔子不信神，别信他们这个，这是似是而非的理解。孔子不信怪力乱神，但孔子是信天的。
我还想说一点，这点十分重要。没有一个对至高神的共同信仰，没有一个与自己的民族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至高神的信仰，这个民族没有一个内在凝聚力，也没有共同的敬畏和道德准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民族还没有真正形成，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的形成，还有一个过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看中国，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宗教信仰必须是与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宗教基因相关的，必须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变化相关的。我们可以吸收全人类在宗教领域的伟大洞见和感悟，但是，我们仅仅是拿着《圣经》是不够的。仅有《圣经》，我们最终不过就是佩服犹太人，欣赏犹太人蒙受上帝的特殊关爱，我们中国孩子人能从犹太英难大卫身上得到多少自豪感?得不到。能得到多少使命感?得不到。没有共同的至高神信仰，就没有团结，就没有敬畏，就没有共同的戒律。中国肯定要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能够凝聚中华人心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文化跟中国的上帝崇拜传统有紧密关系，应当在中国自己的上帝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将我们无头无尾的文化精神补上，变成有头有尾的精神，使中国的历史宗教化，使上帝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清晰化。
当然，退一万步，从根本上来说，没有科学自由就没有科学，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宗教。中国自己的宗教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宗教自由的基础之上，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宗教发展，而没有宗教发展，我们在心灵中就仍然只是孤魂野鬼，没有依托，宇宙流浪，散沙一盘。心中有神，自然不惧世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自由的前提，是清洗自己的心灵，与神通话，使上帝进入你的心灵之中。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宗教，需要有自己的《圣经》和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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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益 2009-01-06 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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