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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对我国当下乡土教材的编写、推广和使用情况作了点描，从中可以看出“乡土教育”和“乡村教育”在中国的现状。本报将对此保持关注，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到乡土教材的讨论乃至实际推动中，欢迎您将自己的想法发至本版邮箱 dushuhxd@sina.com。
“希望工程”标志照片“大眼睛” 摄影／解海龙
1 “我爱拉市海”
沿着丽江古城向东北方向行走，在翻越重山之前，远远就能看见山脚下一泓清澈的湖水，那就是拉市海。你可能早就对这个地名有所耳闻，拉市海是国际重要湿地，鸟儿的天堂。如今，当你走近拉市海时，除了清泠的湖水，翔舞的飞鸟，也许还会注意到湖边有老师领着一群孩子，正在做着什么游戏。老师告诉孩子们，中间的空地就代表拉市海，周边站一些同学扮演群山，其他人扮演溪流，绕过一座座山流入拉市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拉市海属于金沙江水系，流域汇水面积有265.6平方公里，这么多水，是由40多条大小河流和很多小溪水汇集而成的。”老师说，“如果没有山区人民对水源地的保护，拉市海的水从哪里来呢？同学们，拉市海流域不仅包括山和水，还包括山上的森林，我们的村庄，和海边的田地，连我们自己也是拉市海的一部分。”
实际上这是拉市乡的小学生们在根据《我爱拉市海》这本乡土教材学习了解家乡。你所看到的游戏正是这本乡土教材中的一个教学部分。这本名为《我爱拉市海》的乡土教材，是拉市乡8所学校和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乡村教育促进会、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等机构专门为拉市乡小学生编写的。2006年秋天，1500本这样的乡土教材被免费发放到全乡的五年级学生手中。孩子们通过亲身参与和实践教材设置的教学环节，了解到家乡的历史、地理以及变迁，认识到他们居住其中的木楞房和三坊一照壁是那么独特而美观，也逐渐明白，和时髦的牛仔服比起来，象征着“披星戴月”的“优轭”（羊皮披肩）并不土气，而是盛满了故事和纳西人的智慧。
拉市海地区是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千千万万个乡村中的一个，环境在发生变化，村民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观念和文化也在悄然转变之中。生活在其中的孩子们需要知道家乡曾经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在这些变化中，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这样的一本教材当然并不指望能够回答“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我爱拉市海》“只是一粒种子、一滴水，希望有一天，这些乡村少年的心里装着森林、大海走世界。”“天下溪”负责人郝冰在“湿地保护区乡土环境教材”总序里说，她希望孩子的人生行囊中多一样东西——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无论他们今后走向哪里，他们都是有根的人”。
2 乡土教材在中国
一直以来，“乡土教材”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中国对乡土教材关注和研究的缺乏。不过，顾名思义，乡土教材是和本乡本土关系密切的教材形式，内容往往涵盖当地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民族风情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等。
2006年10月8日，教育部民族教育司下达了《关于协助搜集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函》，2006年11月24日，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又下达了《关于报送协助搜集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有关负责人名单的便函》，要求各地相关部门协助做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滕星教授看来，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乡土教材领域出台正式文件，中国乡土教材的搜集和调查终于开始进入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视野，乡土教材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开始由民间走向官方。
与此同时，由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共同发起，滕星教授全权负责的“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中心”开始筹建，招募志愿者的启事刊登在中青网网站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然而这个小小角落里传递出来的声音，却折射出100年来中国教育工作者一份极为重要但长久以来被忽略和漠视的思考和实践。
当看到一份教育大纲上写着：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地理“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格致“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这样的文句时，你能想象到这些意见与规定竟出自清末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吗？那是在1904年，距今已有百余年。在这一百多年中，教育思想，教材体式和内容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又引起多少唇枪舌剑的争执，在一波波汹涌浪潮下，“乡土教材”的发展却似暗流般平静但绵延不断地流淌。20世纪的20~40年代，是中国乡土教材开发的兴盛时期。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各省各地方的教育体系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各地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以县为单位编写教材，更多地反映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另外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乡土教材的开发和使用。20世纪初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时期的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等就是其中杰出的践行者。
1949年以后，国家统编教材的实行使得地方性的乡土教材逐步退出各地课堂，虽然仍有像徐特立等著名教育学家为之鼓与呼，但统编教材的力量压倒一切，乡土教材的发展进入蛰伏阶段。这一眠便到了2001年，这一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后根据《纲要》精神编写的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开始大量出现。2003年是另一次更大的转机的开始，教育部颁布条例，允许各地自己开发本土教材。这之后，一批教育界人士和民间机构，迅速进入这个领域。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就是其中之一。从2005年起，“天下溪”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乡土教材编写与使用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没有豪华的会场，也没有繁琐的程序，一间不到5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几张简易工作台一拼，参会人员围坐四周，介绍自己编撰乡土教材的经验，更多的则是困难与教训。而参会的20余家相关机构，可能就是今天中国民间乡土教材编撰的大部分力量所在。这些机构包括致力于西部环境保护的“绿驼铃”环保组织、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等等，还有来自一线的老师们，怀着深切的忧虑与希望。郝冰介绍说，2007年“天下溪”希望能到教材使用地去开一次研讨会，在当地推动“乡土教材”的开发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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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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