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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二十年代（1925——1929），这期间论文总数仅6篇。这6篇调查基本上都采用了问题表的调查方法，论文内容则是按照问题的顺序把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加以简单的介绍。文章罗列了大量的表格和数字，却很少分析和说明。例如，《附近燕京大学工业的调查》仅是把问题表上的十五大项内容一一统计，罗列成文；《进让村调查》虽然涉及到了此村的自然环境、人口、政治、交通、教育、经济、职业、宗教、卫生、社会情形、生活状况等广泛内容，全文却只有6000字左右，且这些问题之间也少有逻辑可言。当然，这与这时燕大社会学系刚组建不久的客观背景不无关系。况且，当时对于社会调查的主导看法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研究社会的现象”。[2]（p79）李景汉为首的社会学者所作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就是这一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而学生调查也主要遵循了这一方法。
第二阶段是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1930——1941），这一时期论文数量大大增加，总数有5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就有6篇。与此同时，调查主题也越来越广泛。由上表可看出，这一时期的调查覆盖了本文所划分的绝大部分类别，而且对不少问题的调查数量之多、程度之深入、内容之丰富都是非常突出的。其中，有关农村生活及社会生活与风俗的调查不仅最具代表性，而且呼应了这一时期农村危机日益加深、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环境。此外，社会生活与风俗调查也在这时异军突起，从而反映了社区研究和人类学功能学派重视文化研究的影响。尤其在诸如宗教、犯罪、教育、经济、妇女、宗族等方面的一些调查，不仅拓宽了被关注问题的广度，其本身亦不乏独到和创新之处。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调查有着较为明晰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调查方法和表述方式都有比较显著的变化。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理论的介绍和运用，社区研究的开展，使得社会调查不再是简单的就问题而问题，而是从功能、联系、整体的角度来研究问题。许多作者关注文化，注重学理的探索，尝试运用一定的理论来分析事实，以求深化认识。在观察法、谈话法和个案法成为主要调查方法的同时，行文中更多使用描述和分析的方式，那种单纯对统计表格进行说明式的文字则较为少见了。这是燕大社会调查较为辉煌的一段时期。但是时局的动荡使得燕大社会学系的工作不得不中断，这不仅妨碍了调查工作的开展，连师生们业已建立起来的调查传统和风格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第三阶段是从1943——1949年，调查论文的数量也是50余份，其中硕士论文2篇。从1943至1946年间的调查主要是由成都燕大分校的学生开展的，调查的地域范围也限于成都一地，1947年之后的论文又基本都是关于北京地区的了。这一时期对疾病卫生、儿童和劳工问题的关注较为突出，这三类调查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另外，在农村调查中还开始出现有关土改及新政权的新内容。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成都开展的调查在系统性及深度方面不及上一时期，方法的应用亦不如后者到位。直到回到北京后，随着对平郊社区的调查研究开始恢复，才出现了《平西村农事劳动研究》这样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这一时期调查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特点，是一些学生在林耀华的指导下，自觉运用了综合功能派理论及其批评意见的“运算理论”（又称“平衡论”）。按照杨树因的解释，这一理论是“在注重文化功能研究、实地描写之外，同时考察历史过程”，运算方法是“比较的数学方法”，“用划一的单位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预测未来”。[3]（p4）
此外，还有一些学生运用“文化与人格的”的理论来研究诸如残废军人、精神病患者等社会群体或现象，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调适。虽然这两种理论的运用和影响还限于较小的范围，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实践，但它们的存在毕竟丰富了燕大调查的理论背景。总之，尽管这一时期因战乱而没有能够充分继承前一阶段的成绩，仍自有其独特和可取之处。
二
30年代的燕大调查之所以能够从理论到方法大大超越20年代，首先应当归功于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等人开展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吴文藻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4]在他看来，实现社会学本土化必须经过三个步骤：“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5]
根据这一方针，吴文藻首先选择了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大力提倡社区研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除亲自撰写许多介绍功能主义学派的文章外[4]，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布朗教授（A. R. Radcliff-Brown）来到燕大授课 [6]（编者说明）。这两位学者不仅带来西方的理论，甚而亲自指导学生们的学习和调查。[7]（p212）燕大社会学系于1933年编辑了《派克社会学文集》，除收录派克的四篇文章和一篇演讲稿外，其余皆为该系师生介绍、学习派克学说的文章。而在布朗来华讲学后，该系将1936年出版的《社会学界》第九卷命名为“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这样一来，燕大社会学系就通过这两位学者来华讲学之机，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宣传、提倡功能派理论的高潮。
应该指出，吴文藻等人之所以引进功能派的社会人类学和人文区位学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两种理论与开展社区研究颇为契合。[4]虽然“社区”（communitiy）一词是费孝通等几个青年人在未名湖畔的讨论中诞生的，但是对于如何定义中国的“社区”，用何种方法来开展社区研究，社区研究如何能够展示和分析中国社会等问题，吴文藻、赵承信等人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并极力论证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们更有意识地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学的调查，并且通过开设相关课程、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组织等措施来推动学生从事社会调查。例如，1932年设立“燕京大学社会与人口研究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训练大学生使有实地研究之机会”。[8]（附录）在课程设置方面则更为重视，吴文藻等人先后开设了“个案工作方法”、“社会人类学”等课程，以培养学生们从事调查的素质。 [8]（附录）[9]（附录）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理论和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吴文藻又借各种机会派送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就涌现了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等这些后来为人所熟知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以说，正是在吴文藻等人的努力推动下，燕大社会学系才达到了开展社区研究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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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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