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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把环境问题看成一个技术性问题，事实上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也大多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但随着环境问题的发展，环境科学越来越呈现出其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的特征。由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涉及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所以需要探讨和摸索一种整合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近日举办的一个题为“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在推进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研究的质和量方面做出了努力，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对话搭建了一个学术平台。
自然环境与人类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各种知识系统的规约和引导，除了普同性知识外，各民族各地区的地方性民俗知识，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规约和引导着不同人们群体的社会行为。因而推动民俗学与环境科学、地理学的交叉研究，提升民俗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进行国际前沿学术交流就成为一个热门。此次学术研讨会就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资源利用与民俗知识、地理空间与民俗空间、环境演变与文化变迁、自然灾害与灾害民俗、区域环境与生态移民等7个专题展开了讨论，并对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的前沿理论和具体个案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跨学科视野中的人口与自然环境
北京师范大学区域地理研究实验室主任、全国高校“中国地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王静爱教授作的题为“中国的自然环境与人口分布”主题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王静爱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期人口密度地图（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指出其最突出的差异就是东西人口密度迥然不同。人口东西差异存在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即爱辉—腾冲线，这条线主要受地势与地貌、温度与降水等自然条件制约。她认为，中国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距海越远人口密度越稀疏，且递减迅速；温暖湿润地区人口多，寒冷干燥地区人口少；平原地区人口稠密，山区与高原人口稀少；极端自然环境地区人口密度增加迅速。人地相互作用的东西分异，是民俗地理格局的重要科学依据。她依据灾害系统理论，采用反映人口承灾体的人口密度和反映自然灾害强度的频数，建立二者的对应关系，将综合自然灾害风险划分为高与较高风险、较高与中等风险、中等与较低风险和低风险4个等级，重建了中国1950年至1964年与1990年至2004年两个时段的人口承灾体综合自然灾害风险时空格局。王静爱指出，综合自然灾害风险水平东高西低，存在江淮、东南沿海和西南3个高风险区，内蒙古自治区中东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两个次一级高风险区。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等级变化显著，60%的县域风险等级增加，高风险区域向西扩展。她认为，该研究可以为区域人口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和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以为民俗灾害风险评价提供科学基础。
生态博物馆难以保护被动的文化变迁
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莉作的题为“生态博物馆能否保护传统民俗？”的主题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她通过对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考察，看到了文化变迁的两种模式，一种是人们为了应对自然生态的改变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做出的自主的变迁，也就是文化变迁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掌握在文化持有者自己的手中，文化持有者会非常自主而又智慧地将外来文化融入自己文化的习俗中，发展出新的文化传统。另一种是没有自主性的，不得不为之的被动变迁。也就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外来力量的支持下，使一个族群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从一个封闭的生活空间，进入一个宽阔的、面向世界的全球性空间。后者必须迅速地学习，迅速地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进入新的时代，融入新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看到的是自己文化的陈旧与落后、外来文化的先进与进步。于是，他们不再自主地调适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而是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的文化中。而这样的结果不仅是生态博物馆难以阻止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还加速了这种结果的产生。因此，如何避免传统民俗原创力的退化，保持其文化在新的社会发展中的生命力，是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挑战。
文化生态保护，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作了题为“历史环境保存与文化生态保护”的主题报告，通过国内外的具体个案探讨了历史环境保存与文化生态保护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历史环境是指由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与地域环境共同构成的一定范围的整体性物质空间状态，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近年来，历史环境保护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文化生态的维护，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多样性的状态与格局，对人类而言，如同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一样极其重要、必不可少。他在报告中通过实例分析，探讨了历史环境保存状况与文化生态维持、保护的关系，强调在历史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保护开发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对自然环境与历史环境、文化遗产与地方风土、传统风貌与社区关系进行整体性保护，高度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带给文化生态格局与状况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他认为，文化生态的维护不仅关系到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结构状况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历史环境的保护整治带来了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的明显改善，同时也导致大量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搬迁，从而引发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过度的旅游开发，在制造假古董、人造景观以及视觉环境上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对真实的历史环境与多样的文化生态造成直接破坏和不当干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在切实改善古镇古村落等人居环境条件的同时，保持和维护地方的历史环境、文化生态和文化多样性，涉及到对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到文化和教育引导。文化生态保护，不是简单划定数片“生态文化保护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是在当代世界对抗“现代性”、形成文化自觉的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区域地理研究实验室和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于10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收到论文提要62篇，会后将正式出版会议论文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7-11-1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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