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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西南文化与环境高级学术论坛在湖北举行，与会专家强调
以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促生态环境建设
3月26日至30日，由三峡大学、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生态与自然保护分会主办的首届中国西南文化与环境高级学术论坛在湖北三峡大学举行，来自中日两国的60余位与会专家围绕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自然的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与生态多样性相适应的多样文化。如何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族群生存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家骥以云南省黑树林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由资源竞争演变为资源共享的历程为例指出，运用国家权力将资源竞争转化为资源共享，对于化解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吉首大学教授罗康隆认为，在不同自然环境中创造出的不同文化一方面在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前提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冲击着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使民族生境与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偏离；另一方面又控制着这种偏离，向原始回归，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得以维护。正是在不断地“偏离”与“回归”中，人类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而忽视环境保护、粗放型增长方式是造成民族地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实践证明，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从保护环境入手，只有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才能既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如何以环境保护促进民族地区发展？与会学者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日本国立博物馆教授小长谷有纪以中国黑河额济纳绿洲生态移民为个案，分析了生态移民政策对蒙古族牧民社会与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认为生态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有更为长远的考虑。日本九州大学博士佐藤廉也等人以陕西省安塞县为个案，考察了中国的“以粮食换绿色”工程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认为该工程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尽管农民的生存经济受到禁止放羊和耕地减少的极大影响，但是与工程同时开始的温室种植迄今为止还是弥补了农民的损失，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文化生态是由构成文化系统的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是一个比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既包括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也包括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存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3种。文化生态环境主要由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构成，文化生态环境建设既有文化产品硬件生产的任务，更有塑造美好心灵的软环境建设的任务。此次论坛上，三峡大学教授谢国先、张伟权、刘冰清等人分别探讨了民间故事的文化生态、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以及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和谐思想，表现出学界对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的关注。云南大学教授尹绍亭以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及其文化保护为例指出，选择具有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村寨，依靠村民的力量和当地政府及专家学者的支持，制定发展目标，通过能力和机制建设、文化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等途径，使之成为当地文化保护传承的样板与和谐发展的楷模，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的有效方式。
对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可持续发展可资利用的宝贵文化资源。此次论坛关于生态环境与文化适应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对少数民族多样的文化适应方式的归纳总结，还有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与自然互动调适的深入分析，为构建一个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提供了借鉴。吉首大学教授杨庭硕认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必须以系统性的整体而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剖析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及其机制时，不能忽略文化适应的积累过程，而是必须区分文化适应的时空、场域、层次，从而界定文化适应的对象、策略等内容。三峡大学教授黄柏权、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萨仁格日勒分别分析了西南地区民间生态知识、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的形成与作用，认为这些民间生态知识的形成与利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将这些传统智慧挖掘出来，加以新的阐释和运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传统文化的保护。
论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联合国大学文化与环境研究网·三峡大学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授牌仪式。联合国大学文化与环境研究网于3月24日由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研究所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合作建立，旨在打造一个学术交流合作的开放式平台，找到文化、科技、法律等多种手段在环境保护中的平衡点，实现文化在环境保护中重要作用的回归，近期将以“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运用地方性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等作为主要研究课题。联合国大学是联合国下设的国际大学，于1975年正式建于东京。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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