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绪年间中朝文学交流的特点是形成了以黄鹿泉及其龙喜社为中心的中朝诗人群落。这期间有朝鲜诗人组织的“拟陶诗屋”，中朝文学交流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黄鹿泉，字膺，湖南长沙人，生平不可考。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曾组织“龙喜诗社”，自己为社主。龙喜诗社主要成员是当时寓居北京的湘人。社址在京师宣武门街东善化馆。该社取名由来：“五代汉乾佑间在长沙县东置县日龙喜，宋元符元年改善化，元、明至国朝因之。社称龙喜从其朔也。” [12]龙喜诗社曾编辑出版《龙喜社海东寻诗集》。这是一部中朝诗人唱和诗集。同集者除朝鲜李乾夏、李暐、沈远翼、崔性学四人外，还有我方诗人黄鹿泉、徐世昌、顾璜等，共十九人。

　　据《晚晴簃诗汇》引徐世昌诗话说：癸巳(1893年)李乾夏（字仁崖)偕李暐(字盛斋)、沈远翼(字友松)奉使朝正。崔性学(字砚农)从行。黄鹿泉农部就其县邸设龙喜社邀使者燕集，迭相唱和，次为《龙喜社海东寻诗集》。仅光绪十四年到十九年这五年问，先后有不少朝鲜诗人和黄鹿泉及其龙喜社成员往来酬唱。“自是年(光绪十四年)贡使至必访社中人，同志歆朋为雅集，赋诗祖道，岁以为常。”诗人之间相与谈燕酬唱，留下了许多优美诗篇。徐世昌有诗曰：“寻诗复作会，藻彩姿辉映。"中朝诗人以饱满的激情谱写了一曲友谊的诗篇。朝鲜诗人曹寅承(字东谷)和黄鹿泉交往甚笃。《晚晴笤诗汇》记载：曹寅承189S年奉使入京，“从黄鹿泉户部游。工诗善书，覃心理学。”回国后任春川府观察使，不幸“以开谕乱民，仓卒见害”。黄鹿泉曾写《填海禽言》纪念曹寅承。黄鹿泉本人并无诗名。但黄为中朝诗人间的交流起到了组织者的作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古来知己与神通”——朝鲜汉诗的价值

　　中朝诗人间的友好交往可下限清末民初。这个时期以金泽荣为代表，他也是朝鲜最后一位汉诗诗人。金泽荣(1850--1927)，字子霖，号沧江，在国内官至中枢院书记官，晚年见国朝日趋衰落，离国入华，寄身于通州张謇。在中国出版了《韶护堂集》、《丽韩十家文钞》。金泽荣与严复交往密切，有诗文赠答。严复感其故国悲思，遂以诗相勉：“萍水论交地，艰难遇此才。归国梅花笑，倾山瀑布来。……中原自神圣，回首有余哀。” [13]金泽荣《追和严几道赠别诗》则有：“一代真才惟汝在，古来知己与神通。春云万里沧溟路，怊怅那堪独向东。”金泽荣晚年是在忧国忧民的极度痛苦中度过的。1927年他死在通州，这一年日本占领了朝鲜。金泽荣近体诗成就较高，风格平易朴实，感情比较哀婉深切。金泽荣同时也是诗论家，其《韶护堂集·杂言》是诗论。他的诗论受王士祯“神韵”之说影响很深。

　　中朝文学交流在文化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交流中，朝鲜汉诗得到不断发展。这不仅显示了朝鲜诗人对汉语较高的驾驭能力，同时也丰富了汉语文学的宝库。清代，朝鲜出现了大量汉诗诗人，创作活动空前活跃。和当时的日本、安南相比，朝鲜诗人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清文学家纪昀曾指出：“其同文之国惟朝鲜、琉球、安南，而篇什华瞻上邀睿赏惟朝鲜为多。其诗文集传入中原者亦朝鲜为最多。” [14]清代学者陶澍则进一步说明：“我国家声教覃敷薄海内外，而高丽则内属最早，圣化沉浸浓郁，故其文章亦视海外诸藩为最雅。”：甚至有不少朝鲜诗人的作品可以和中国诗人媲美。正如严复对金泽荣所说的那样：“贵国之文，甚有奇气，有时往往出敝国今人之上。” [15]

　　相对而言，清代文人对汉诗创作的某些局限所谈甚少，既或有之，也不中要害。王士祯说朝鲜汉诗“大抵律绝居什之九，古诗歌行略见梗概而已”。这虽然较为符合事实，但是，在朝鲜文人看来，汉诗的弊病恰恰是那种在形式及风格上极力摹仿唐人的倾向。朝鲜诗话家金昌协在《农岩杂识》中说：“诗固当学唐，亦不必似唐，唐人自唐人，今人自今人，相去千百载之间，而欲其声音气调，无一不同，此理势所必无也。”朝鲜十九世纪著名文学家朴趾源更明确指出：“今懋官朝鲜人也，山川风气，地异中华，言语谣俗，世非汉唐，若乃效法于中华，袭体于汉唐，则吾徒见其法益高，而意实卑，体益信而言益伪耳。” [16]的确，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植根于自己的土壤，在吸收外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丧失自己的民族性。在长期的文学发展中，朝鲜民族一方面在自己语言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使“彦文”、“乡歌”等文学形式得到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在汉诗的创作中也注入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但不能否认，在不少汉诗诗人的创作中，存在着刻意摹仿唐人的倾向，这不免削弱了汉诗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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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